正因为汪建伟对当代艺术的“不确定性经验”缺乏超越性认识，还是在以“不确定性”来针对“不确定性”，所以汪建伟对当代艺术到底是在创造“短缺”还是创造“丰富”的认识，同样混乱不清。汪建伟说：

“我一直以为当代艺术在创造短缺，跟大众的关系就是制造短缺而不是丰富，制造在很正确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洞，这是唯一跟大众的关系所在。不是充当社会的某一正确性、指路明灯、或者是介入社会、工具等，都不是。谨防当代艺术使用化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把它变得有用。”

“它制造的短缺就是，对不起，所有正确性所产生的系统里不生产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回到当代艺术最核心的部分，一个吃了不消化的东西，在哪里都是硬的。”

当代艺术以新的认识方式提示出了认识事物的既定认识方式的缺陷（问题），表面上是使大众认识事物的经验因某一方面“失效”而“短缺”了，而实际上因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经验，所以大众的认识反而更“丰富”了。“所有正确性所产生的系统里不生产这样的东西”不正是“丰富”了认识系统吗？又由于艺术家提供的新的经验是超越性的，而这种超越性恰恰又可能成为社会的新的“正确性”和新的“指路明灯”，尽管它不是绝对正确和永恒而注定要被新的认识所超越，但它毕竟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参照。所以，当代艺术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是必然的。而正因为社会对于新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可能“吃了不消化”，所以要求当代艺术必须是“超越性”的，而且是“明确性”的，因为，即使个体艺术家的“明确性”的“超越性”最终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社会至少因为知道它的“超越性”的具体情况，而可能找到如何吃它的方法，哪怕吃了“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知道是什么东西及其如何导致“消化不良”或者“中毒”，也好找到如何治疗“消化不良” 或者“中毒”的方法等等；不然，将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投给社会，那如果社会真的发生了“消化不良” 或者“中毒”，岂不是无可救药？

这种“个体确定性经验”的创造还牵涉到所谓“跨界”的问题。汪建伟说：

“我现在很少提‘跨界’这个词，这个词不灰色，这个词本身就有明确性，认为世界上界限是很清楚的，你的行为就是要跨过去，又跨过来，暗含了两个之间是有一道墙的，在这个事情还没确定之前，墙已经确定了，我们现在努力创造出一个思维方式，首先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墙，我才能觉得我的工作是在不是墙的地方开始；或者是你认为这是墙，但是你的工作是让这个墙不显现，娱乐界创造的‘跨界’，实际上是跨行，去分享对方的果实。好比是‘翻墙术’，这边吃饱了，那边溜达去，那边再溜达过来，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有时候我迫于无奈，强调一下知识系统的共享。”

满宇也用汪建伟的说法向我提问：“看到汪建伟有个说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跨界，他说艺术家现在跨界，大多是跨到对方，享受现成的成果，并没有创造性，你怎么看？”“艺术家如果进入到比如社会学领域，那么他的意义在哪里”（满宇与我在2010年5月21日的QQ通话）

汪建伟和满宇的意思是说当代艺术的“跨界”（比如说社会学跨界），实际上是应用其它学科的已有的知识系统，所以这样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创造性，它其实还是一种历史确定性经验，只不过不是艺术而是其它领域的确定性经验而已，它并没有创造“不确定性经验”——即我所说的那种“个体确定性经验”。然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跨界”的误解。当代艺术的“跨界”有以下二个方面的含义：

1、将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纳入当代艺术，由此拓展了艺术的研究对象。但当代艺术关注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目的和内容并不与其它学科相同，比如当代艺术关注社会问题，重在揭示这种问题对于人的意义，而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这种当代艺术的“跨界”并不存在享受其它学科现成成果的问题，而是反而拓展了人的意义的领域。

2、借用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拓展艺术的方法论。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由于与人的意义有关的问题既是个体问题，但更体现为社会（群体）的问题，因为人的意义总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确立，所以，为了创造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的特定观念——特定文化批判观念，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不可能再主要依靠艺术的感性思维方式，而纳入社会学的理性思维方式作为方法论的主要方面就是很自然的事，但纳入社会学的理性思维方式的目的与结果是为了创造特定文化批判观念，这与通常的社会学也有不同。所以我常说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我将这种新的社会学称为“问题社会学”。“问题社会学”重在用“感性的理性”或“理性的感性”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所以艺术借用社会学的方法产生了新的艺术方法论——当代艺术方法论，使艺术能够更深入地揭示问题对于人的意义。那么当代艺术包含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这种新的经验既不是其它学科已经存在的，也不是艺术原来就有的，它其实是一种我所说的新的“个体确定性经验”（对最开始使用这种方法论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实际上当代艺术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包括思维）完全是为了不断丰富当代艺术的方法论系统，并不是孤立地应用，它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交融、碰撞而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学科跨界都是如此。所以，从方法论角度讲，当代艺术的“跨界”也不存在享受其它学科现成成果的问题。

所以“跨界”的含义就是学科的拓展，而学科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学科的“边界”——即汪建伟所谓的“墙”，否则，不知道学科的边界，又如何拓展学科的边界呢？也所以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工作都是在边界的“墙”的地方开始的。学科边界永远存在，艺术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不断拓展了艺术的边界，而使艺术不断有了新的边界。想让艺术在实际上没有边界是一种幻想。有了新边界，旧的边界就不存在的，这不是像汪建伟所说的艺术家的工作“是让这个墙（边界）不显现”，他的意思好像是“墙（边界）”还存在，只是不显现而已，这就完全没有搞清楚艺术家的拓展边界——即“跨界”的创造性工作。

由此可见，当代艺术的学科“跨界”并不是简单的“翻墙”（它不是随便想翻就翻得过去的），它同样是为了创造通常所说的“不确定性经验”——即我所说的“个体确定性经验”。

2010年5月下旬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