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剩女”现象空前流行之后，中国艺术界的“剩艺术家”问题却一直不成为话题，也牵扯出背后众多的问题——当我们将资源集中在少数被浓缩为这个时代艺术代表的明星们之后，其他艺术家的努力以及他们同样的艺术创作能力早早被人为的划定在“有价值”的那部分艺术之外，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大环境问题。

从某种角度上看，“剩艺术家”现象折射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精神在当代艺术方向追求上的缺失，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在新的自身变革点上推动来自精神方面新的需要，以及新价值的诉求与张力。

在前后落差太大的社会里，艺术的价值流动性是艺术界结构发生变化的一项关键性指征——如果艺术价值维系在程式化的判断体系里，那么无法给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新的反映，那么对应的艺术观念或样式也是滞后的，因此，艺术必须在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之时寻求继续突破成为必然或趋势，只有站在这个共识面才能艺术取得观念与价值方面的更新与再塑造。

克服当代艺术价值判断单一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是过多的利益链纠结产生的动力最后都无一不指向既定被判为“成熟的”艺术，这也是越是期待解放出更多新鲜艺术力量的封闭结构，实质上越是无法得到基本的释放。需要警惕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资源越来越掌控在少数人手中，这个同样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也有这种强烈的趋势————需要明确的是，过度的利益和权力都将导致腐败和保守，中国当代艺术30年来事实上已经形成这样一股利益缠葛的力量，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了，恰恰说明需要新的艺术力量去刺激这些保守派的不作为，重新让新的艺术重新需要回到合理的释放轨道上，这也是30年之后中国艺术界所面临的一次可能性和新的选择。

中国当代艺术历程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从部分人性的解放，到观念的样板学习潮，到社会化艺术运动，到强烈的个体叛逆和追求不完整的精神自由，再到策略性的“墙外”突围，再到长达10年追求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历程，到社会物化的时尚消费，以及到现在追求多元化艺术阶段的在路上等等，都刻下了当代艺术自身价值不明确的曲折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多少也折射了中国人在寻找自身精神的方式上的某种困境同时又是如何争取释放的过程，它是一个个片段，虽然不够完整，但也基本上对应了这个社会精神上的某种混乱的需求、不安的探索，以及不断的迷茫。

当然也包括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这也是我认为的，可能从某种角度上看，从当代艺术上看中国也正处于一个精神上“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也表明了在精神性追求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寻找合适的精神路径，从而让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有竞争力，这也要求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以西方的简单观念作为追求自己价值的全部意义，而应该回到内在的创造性上，寻找新的符合这个民族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价值诉求。

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指出，如果只用同一种理解艺术的方式和观念，去解决原来艺术的问题，这会导致同样的错误，这也是艺术领域需要引进新的观念，新的工作方式，新的价值，新的判断标准等所决定的。今天的艺术已经不能到达它对社会问题探索的顶点，甚至滑下并成为维护社会结构利益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当艺术不能个性化表达，而成为被社会其他群体利用或价值被侵占之后，那么艺术则成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元素，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诉求也需要重新评估，而绝非那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所鼓吹的那么有“先进性”与可持续性。

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善，也并没有达到欧美国家那样的“当代”，特别是在个性化表达的意志与空间里还需要做更多方式的探索与努力——在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方式上也不过是处于“发展中国家”，而更需要开拓，寻找新的动力和方式，而不是保守在既得利益的结构里——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艺术存在探索的空间与承载的价值。因此，需要警惕艺术成为消解自身精神力量的一部分，这是今天我们所应该敏感到东西——如果中国人的精神性还能在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微量性的元素上得到释放，那么它应该是给予精神性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成为一种解构还没达到充分表达精神的力量。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与时俱进的寻找它在新的大结构里的新的力量，反而过早将观念与价值指向了商业的内核，这便是当代艺术需要新的结构张力去引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大时代的需要，艺术更需要多元化表达，并在不断的观念更新中，找到自身精神的表达需求和强度。

中国人的精神能量今天应该在哪里积蓄和释放，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提供准确答案的问题。但是，在文化新诉求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消解人的精神方面首先不应该带头起到“瓦解”性，而是率先需要在观念上给予这场文化新的支撑，有着先锋性与叛逆性为基本价值诉求的当代艺术，应该重新能够成为今天中国人精神能量的软性需求，而不是成为商业消费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需要新的价值观念，重新回到这个社会对精神层面的新思考和提供相应的判断，甚至是警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