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学的终结

美学源起于对审美经验意识的哲学思考，这种关照超过了对艺术本身，也是先验主义古典美学一直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根源在于它缺乏相关的辅助手段，如同要做梳妆台的木匠缺少细木工具，出来活儿总是简陋不堪。早期美学家凭自身的思想创见，并发展出一些貌似系统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如德国康德、黑格儿、费希特、谢林等人，他们的学说是演绎性的命题美学。然而，当传统美学面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便彻底划上了句号，成了思想史的考古对象。实证主义以及分析美学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环境论"，不仅把艺术作为一种思维语言的条件产物；还有是存在主义哲学对审美教条与理性秩序的批判，激励着法兰克福学派和解构主义哲学对历史文明的否定，导致囿于经验考察经验的传统美学的彻底退场。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整个历史场景的发展变化。

实证主义学说的潜在基础是现代科学知识的全面兴起，它首先确立了自身不再对不可言说的问题进行多余的阐释，同时搁置了一切不可实证的语义悬念，这无疑判处了命题美学的死刑。其次，关于审美意识，它被生物神经学、思维心理学、社会学和现代仪器的把握解释，不再是哲学关照的核心对象，艺术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人与社会的存在问题。除了生理现象与自然科学之外，现代文艺理论集合了文明比较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逻辑学的知识共享系统。为此，一度引发人文学者对分析美学以及实证主义的强烈不满，成为一种话语权的激争，但现在已心平气和，并达成"美学已无法在解释当代艺术现象"的普遍共识。但是，在中国则是例外，艺术创作与理论关照的主体对象仍旧绕不开美这一命题核心，否则便造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全面歇场，因为"美即艺术，艺术即美"已成为一种产业化话语，而不在于的是非真伪。这些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学术思想创造力的枯竭局面，离开了"天人合一"与"美即艺术"语场，便意味着所有诠释的全体失业。基于这一学术谋生危机，导致"洋为中用"后注释派的呼之欲出。

丹托在《美的滥用》中宣布，审美已经不再是艺术家关注的核心对象，它已成为一种既定的历史实事，宣告了以美为中心的艺术终结，而艺术作为历史文明创造力的组成部分，必然因为文明历史存在而存在。丹托的学说还是遭到了很大质疑，根源在于审美文化仍旧具有大众社会基础，因为流行文艺的生理情感满足是不可动摇的日常趣味，从当代消费文化与技术美学也大抵如此。不过，艺术的自由丰富性在促进审美内部的流变，以致反传统成为新传统。在文化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大众审美趣味也呈现出一种不断翻新的流变活力，反之，在一个专制保守的社会或时代，大众审美趣味相对的迟钝呆滞，甚至出现回光返照的逆流亢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德的美学思想一直无法贯彻到艺术实践之中，美与真始终是无法融合的文化矛盾，两者因为历史推进而越加分裂。兴许，美的伦理冲突是永恒的思问--抑或是文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所以，新康德主义作为一种纯粹哲学思考，把艺术问题都作为人类存在的终极命题，思考即存在的本身。另外，当代的科学与艺术，总体上是反哲学的，表明了美学理论始终处于非实践层面；科学家用实验数据说明实事，不再对不可证实问题进行主观裁决，艺术家通过主观感知的自由释放，表达出一切可以表达的一切。

四、美的中国症结

现代艺术与美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立场：一是对美的反叛性批判，二是对美的无涉性远离。由于现代文明并非中国本土生成，它的到来引发激烈的不适具有双重表现，如同种子被移植到没有驯化土壤里一样，它们谁也不是原因的主体。尽管文明均有人性的普遍基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驯化。在此之前，两者的矛盾关系势必导致一种社会的文化分裂；首先，国家机器出现了制度分裂矛盾：一方面追求军事、生产、物质的现代化，确保国家民族存在的世界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排斥制度、价值、道德的现代化，防范传统权力体制的瓦解，因此在文化艺术上强调民族传统的主体价值，旨在维护极权主义既得利益的稳固性，而不在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古典主义艺术核心是审美对象，它必然导致制度美学的主导地位，不论是士大夫文人雅艺术还是民间大众俗艺术，作为既定艺术的权威范式，意味着跟传统文化势力是连带的精神共同体。换言之，审美文化演变为权力驯化的愚民技艺。

众所周知，中国雅艺术的精神内核是老庄思想和魏晋传统，一种追求消极无为和趋利避害的出世技艺，它的虚无主义超脱气质，实际上是自顾自身的冷漠态度，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力量，并纵容了世俗权力的肆无忌惮，同时塑造了士大夫阶层的冷血禀性，艺术极美境界是"大智若愚"和"损之又损"。此外，美的技艺成为人神共构的驯化仪式，彻底消解了纯粹美的原始精神伦理，神圣转化为一种世俗权力的用功目的。那么，艺术作为出世的精神家园，它在现代文化社会已成为一种彻底异化的精神现象，人在们缺乏出世需求的情况下，把出世技艺作为一种孤立的审美典范，并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制度美学。之所以，中国文化艺术始终处于历史被动状态，人人可以装成"牛鬼蛇神"的同时，人人又可以打倒"牛鬼蛇神"，表明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过是权力驯化的历史祭品，如同极端自私的共产主义信徒一样龌龊虚伪。美的最终成了藏污纳垢的庸俗技艺。

中国文艺理论在总体上没有达到欧洲先验主义的哲学水平，这也是现代文明不可能诞生于中国土壤的根本要素，感性广大与理性精微是决定西方现代文明兴起的必要基础。中国文艺理论从刘勰、谢赫、 张彦远、石涛、王国维等人均不成体系，囿于经验诠释经验的循环体系。直到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梳出"不洋不土"、"不新不旧"的美学体系，但却没有摆脱传统注释学的基本方法。如《延安文艺主导》是影响中国半个世纪的制度美学，它的系统化离不开苏联革命文艺理论，周杨等人在３０年代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生活"、"认识生活"和"教育生活"的艺术主张，改造为社会革命的暴力美学，转而到了80年代才开始反思，但关系到国体纲领和伟人意志而不得不草草收场，自由化思潮最终成为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美学的"反革命"学术。社会整体生态难以形成文艺思想的自由氛围，包括大部分艺术家都奉信唯美原教旨主义，他们和全体国民都是制度美学的拥护者，不可能支持美之外的艺术。可以说，没有人性真善美的健康基础，任何艺术都必定是一种反人性的文化暴力。当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首先必须摆脱传统文化艺术的冷漠贫血，主动走出美的笼罩，才能自由地吸收新鲜空气，否则不可能有康健的生命活力。

历史恶性循环总有惊人的一致性，西方后学在中国的兴起，又成了一种"洋为中用"的新型招魂术，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论、东方主义，成为中国新极权主义的理论工具。西方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与文艺媚俗主义的后学理论，源起于资本主义文明、宪政民主制度、中产阶级社会高度发达之后，引发独立知识分子对它的批判性关照，旨在避免它的泛滥成为一种历史新灾难。然而，在中国连私人财产、民主权力、文化自由都无所确立，拿西方批判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艺术媚俗的后学理论，移植到中国社会语言中，无异于迫使瘦子进行减肥一样恐怖。这种"洋为中用"的理论错位现象，必然成为一种学术暴力，纵容了国家专制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保守主义的肆无忌惮。好在......现代技术文明在无声地推动历史进步，激发普通人的日益觉醒；除非中国拒绝现代化的一切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关起门来过着"天人合人"、"吃脑补脑"、"民族特色"的蒙昧生活，否则民众觉醒和历史进步是势不可挡。因此，当代中国艺术不从唯美主义原教旨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建立一个形式丰富多样而内容包罗万象的自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