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美术史是一部中西对抗、新旧斗争的历史，西方美术思潮的不断涌入与民族传统美术势力的且战且退共同谱写了一部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交响乐章，而写实主义无疑是构成这部交响乐的主旋律。从最初作为异质文化现象受到排斥，到作为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的良药被接纳，再到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美术教学和创作的重要标准，写实主义贯穿于中国百年美术历史的始终，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代表性成果。

写实主义既被我们当作改造中国传统写意艺术的法宝，又被我们作为抵抗后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特别是抽象主义的武器，它在中国不仅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获得了惟其独尊的君主地位，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

写实主义作为一个名词译自英文realism，这同一个英文单词又被汉译为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这种含义上的差别又显示了中国美术历史的变迁。

我们知道，西方写实主义美术作为一种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相异质的文化现象，在进入中国之初遭到了中国人的诋毁和轻蔑。清代画家邹一桂认识到西方写实绘画栩栩如生的特点——“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但却给了它这样的判决——“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小山画谱·西洋画》)。据说，当乾隆皇帝看到法国传教士进献他的路易十四肖像画时，曾大惑不解地问道：“法国国王的特权首先就是把自己的脸弄黑吗？”这些例证都说明中国人对西方写实绘画及其光影透视和逼真再现效果有着发自本能的不接受不理解。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纷纷侵犯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屠杀我百姓，而我们竟毫无反抗之力的时候，我们终于意识到文化与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得不抛弃文化品味上的好恶，掀起了反叛国学、引进西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在1918年指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画写实的精神。”从那时起，西方写实主义美术开始受到我们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我们对写实主义美术的学习，着眼点在形式语言。换句话说，我们当时对写实主义美术感兴趣的是它那件科学理性的外衣。我们知道，人本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是古希腊人建立的整个西方文化的内在基因，也是西方社会进步、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领悟掌握西方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是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只有用人本主义世界观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使我们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写实主义美术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是我们的一种必然选择。于是，我们抛弃传统写意绘画的笔墨程式，对景写生，画静物，画人体，画风景，追求数学比例，讲究光影透视，力图画出不被主观意念过滤得真实客观的图像。

在20世纪初，当中国人正忙于学习尚来不及消化写实主义的时候，西方新生的各种现代主义美术流派有又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地涌入中国，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原本先后生成、次第出现的美术现象，多代同堂，乘一架飞机莅临我国，让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好在那时国门洞开——尽管这扇门是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的，不管是作为被动的、还是作为主动的“启蒙者”，我们不乏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挑战。林风眠、庞薰琹、倪贻德等众多敢于吃螃蟹的人已把上述各种新美术潮流一一钻研。听听“决澜社”的宣言——“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样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我们以为绘画绝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学的说明，我们要自由地、综合地构成纯造型的世界。”我们应该称赞他们对现代主义理性精神不折不扣、准确无误的理解与把握。

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而且改变了realism这个词的译法和含义。从此，现实主义取代写实主义成为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概念，伴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现实主义美术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打击侵略者，我们需要的不是裸女而是战士。远水解不了近渴，科学的研究必须让位于直接的搏斗。各种纯形式美术被抛弃，描绘社会现实生活、为抗战服务才是美术首要的历史使命。写实主义美术能够描绘社会现实生活，描绘社会现实生活需要写实主义美术。从“风格学”范畴进入“社会学”领域，写实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它词义的转换和扩充，从此成为中国人的致爱。

受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现实主义美术又被加封了“社会主义”这一头衔。现实主义从此脱离了“民族性”的是非之争而被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方针。用工农兵所能接受的形式表现工农兵亦即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才是美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它任何内容和形式都被视反动的为资产阶级美术遭到禁止。在那个政治是灵魂、阶级斗争是纲的年代，主题性人物画的创作受到特别提倡，就连山水画和花鸟画题材也扮演了阶级的角色。包括印象派在内的所有不能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现代主义美术统统被戴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帽子遭到彻底的排斥。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