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王林
采访人：栋栋
时 间：2010年6月
栋栋（以下简称“栋”）：这几年您写了不少对资本和权力提出尖锐批评的文章，而相对的是批评界比较温和的声音，您觉得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王林（以下简称“王”）：不是针对资本和权力，而是针对资本和集权操纵下的当代艺术与批评。中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拜金主义国家，批评界受到污染，被利益化和江湖化是必然的。在利益面前很多批评家说话转弯抹角、吞吞吐吐，事出有因，“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金钱太重要。中国批评界这个样子，让很多谈论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要批评干嘛呢？现在大部分批评家是在为资本服务，为市场、为明星、为权力和资本的运作提供解说。这样的解说不是批评，而是附庸，甚至不是艺术的附庸，而是资本和权力的附庸。
当代艺术批评最重要的是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要反省九十年代以来艺术和批评究竟做了些什么。如果批评都是安全的、稳妥的，又是有利可图的和从不犯忌的，没有对既得利益集团和现行权力体制的任何冒犯，批评还是批评吗？没有挑战性的批评就不是批评。
栋：关于你的文章，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吕澎曾说您没有证据，您觉得是问题吗？
王：他说没有证据不等于就没有证据。就我讨论的问题而言我列举过很多案例。广州双年展有些参展作品到现在也没有退还，这不是证据吗？吕澎当年说“买断历史”，现在讲“改造历史”，是买断后改造？还是改造后买断？还是边买断边改造？买断，当然可以用钱。改造呢？用什么来改造？用官方意识形态来改造当代艺术吗？
栋：他对市场的作用比较认同。
王：认同市场作用没错，但市场有市场的规则。拿了人家的画不付钱又不还，这不是市场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我不是市场的反对者，有人很想把我极端化，说我反对市场。好家伙，你敢反对市场，端人饭碗，真是激起“我仇恨满腔”。我从不反对市场，我只是说市场不能取代一切，中国艺术还应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中国批评不能变成为市场的服务生。
栋：我们还是说批评吧。最近十年的批评和九十年代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王：最大不同就是自我瓦解甚至完全否定启蒙主义，以富国强兵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取代启蒙主义中合理的普世价值，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为建立公民社会所进行的努力。
栋：您刚才说批评的“江湖化”，说到“江湖”这个词，我想到中国古代的“江湖”，那个时候“江湖”的意思还强调朴素的公平。
王：中国古代有两种“江湖”。一种是和官场相对的“江湖”，范仲淹讲“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那个“江湖”是一个君民、朝野相对的概念。江湖上的文化人，有造反的：或“彼可取而代之”，或招安回到朝廷。也有归隐的：或真心返回自然，甘居民间，如陶渊明；或取意终南捷径，让别人知道你在隐居，知道你胸怀大志，找上门来，比如诸葛亮。另外一种江湖就是武侠小说描绘出来的侠义江湖。侠义江湖与中国民间的互助组织有关，像“五斗米教”、小刀会、“青红帮”。侠义江湖有朴素的人文价值观，比如讲哥们儿义气，为人侠义，起码还有道义感和对于他人的责任感。
请注意，我反对的是“江湖化”，并不一般地反对“江湖”。 “江湖”中的互助精神，善恶观念，是民间力量得以聚集的价值基础。顺便说，我也并不一般地反对官方，我反对的是“官方化”，即以官方取代民间，摧毁民间的文化力量。我也不一般地反对市场，我反对的是“市场化”，我非常明白艺术要跟市场发生关系的道理。我也不一般地反对利益，并不认为当代艺术家发了财、有了钱不好，问题是既得利益之后你还能干什么，还在干什么，你还能思考什么问题。
有些人想混淆是非，混淆其中的界限。吕澎对我的回应，唯一值得讨论的是他所谓“彻底的合法性”。我尊重他，他提出来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应该回答他，所以写了“什么是彻底的合法性？”一文。我等待着他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同样，刘骁纯写了关于当代艺术院的文章，我尊重他，作了回答，只是骁纯先生没再继续讨论。前不久我写了“挑战北京叙事”，贾方舟先生告诉我要做一届批评沙龙来讨论讨论，我很赞成。批评应该坦率、直接，在追求真实和真理的前提下展露锋芒并相互尊重，我反对放弃立场来保持一团和气，更反对出于利益而拉帮结派并自命权威。
栋：我觉得批评家的声音太温和。
王：既做批评就不怕独孤求败。如果必要，我愿意做一个失败者，证明中国批评界有问题。
栋：希望这个专题出来有人回应。
王：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其乐融融的媒体和独孤求败的批评》。约稿的人拒绝发表，只好发在网上博客里。我写批评许江、潘公凯的文章，到现在也没看到回应，有不少批评家顺着他们的看法作注，但对我的文章却沉默不语。
批评家回避问题，是因为利益，不敢站出来直面问题。不能直面问题的人本身就是问题，就有问题。
批评是一种学术研究，不是说针对某个人，有时是不得已，因为你成为某个观点的代表，跟你讨论问题是很自然的。所以批评不是江湖，批评是揭示真实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较场，有点像侠义江湖中的比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