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您在文章里说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对语言学转向研究不足。如果说批评家要穿越历史迷障,我想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强自身理论建构;另外一方面就是强调批评家的立场。
王:每个批评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立场,关键是立场本身是必须被追问的,不是你说有就成立。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艺术立场的真理性何在?二是叙事方法的真实性何在?方法的合理性不仅仅是逻辑的,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方法来叙述历史时所揭示的真实性在什么地方?揭示真实和追求真理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乃是最重要的。
对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叙事,需要重新去梳理。我之所以写《挑战北京叙事》,是因为感觉到一种危险,即正在形成由官方认同的主流叙事,遮蔽了、掩盖了很多有价值的艺术事实和艺术追求。所以一方面要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另外一方面要建立揭示历史真实的叙事方法。方法是可以追问的,个人角度和个人立场不一定有合理性,因为你叙述的不是你个人的东西,而是在叙述公共的东西,你在叙述中国人精神的历史,生态及其过程。这两个方面的论证与追问都很重要。这是我最近写一系列文章的出发点。
栋:您在文章里提到高名潞、栗宪庭对于他们没有参与的展览作品有所忽略,这个属于立场问题吗?
王:这种忽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但当你知道以后,你仍然忽略就有主观的问题。二是功利关系,就是太看重自己的某种权威性,把个人的权威性摆到了比历史客观性还要重要的位置。如果为了做“教父”而不敢面对真实的话,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历史不是私有财产。一个学者面对历史应该很坦然,很坦率。人都有局限,当我们重返历史时,也许我们能发现自己的局限。只有不断地反省,才能发现当时我们是有缺陷的。发现缺陷就是进步,有什么关系呢?批评界喜欢谈谁谁推出了谁,那你没推出的呢?干嘛不谈呢?
把历史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这是中国批评家和中国学者的悲哀。我很尊重中国艺术史上的有功人士,但中国人必须树立起对于真实和真理的更高尊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还有什么意义?仅仅是“新美协”代替“旧美协”、“江湖化”走向“庙堂化”吗?
栋:你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高名潞老师提出的“意派”,也是很强调个人价值的。
王:这是当然,都是同路人。但谈个人价值,表面上相同是不够的,其中有一个归属问题。如果归属到启蒙主义的某些普世性价值上去,我认同。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启蒙主义还有某种普世性,把个人价值最后归结为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归结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就危险了。国家主义也会强调以人为本,字面上尊重人,但它尊重的是作为统治基础的民本,是被集体化,政党化的非个人。
高名潞有他系统性的思考,是可以讨论的。我没有写关于 “意派论”的评论,还没有认真研究的时候,不能随便评说。我只在文章里提到了栗宪庭在“民生展”上所说的“大众化”。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知道老栗说的究竟是什么,千万不能把公民社会对公共性要求的大众化和集权社会利益集团占有公共资源的大众化混为一谈。
栋:现在有些以“边缘”自居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作品重视直觉、重视“地域符号”,以架上方式为主,总体感觉创新程度不高。您说像这样的作品,在全球化语境下,其国际对接的有效性有多大?
王:中国当代艺术肯定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语境和现代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重视自身和重视地域并没错,关键在是否呈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是否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地域文化资源进行转换。当代艺术语言是国际性的,但艺术资源、艺术思维却具有中国性。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在国际化语境中出场时,其价值判断的参照。这也是最近我做《中国性——2010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的理由,以此来讨论和研究在这个方向上艺术家创造了多大的可能性。
栋:是在谈论中国地域范围内的文化价值吗?
王:不仅仅是地域范围内的文化价值。文化和文明有别,文明对自然而言,本身就有一定的普世性,可以互相交流、沟通。文化总是地域性的,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作用特别大。文化要交流、要沟通就要有所转换,关键是如何把特定文化的东西转换成为普世文明的东西。这是对文化的提升,也是当代艺术在今天特别要去做的事情。
栋:“中国性”展览,直观地看命题是针对中国现实政治形态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王:“中国性”这个概念是一个平台,首先要区别于官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解释。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触及国家主义,触及中国的国民性,也触及到中国文化资源和文化智慧的当代转换。这个概念本身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它作为一个范畴,可以在其中讨论与研究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创作。
栋:我从展览海报里看到中国性的“国”字,从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一看就清楚了。这个设计很有意思。这个点子是您想的吧?
王:是。
栋:“国”里边是一个“或”字,一下子就给人很多联想。
王:繁和简,古和今,甚至大陆和台湾,还有文化历史与国家权利等等,而且“国”字作为象形字也很有意思,把什么东西圈起来,就是家园、就是城市、就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