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民族的绘画艺术都在经历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样的蜕变与创新过程中，中国绘画渐渐形成借古开今与借洋兴中的两大取向。吴冠中作为中日绘画革新领城的一位开拓者， 他的画作，他的理论，他的作品的市场价位，一次又一次引发行内行外的震动震惊。植吴冠中先生向故官博物院捐赠二幅代表作之际，故官博物院副院长、本刊主编李文孺专程拜访并与吴冠中先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对话。

创新—文化“战争”中的艺术使命

李文儒（以下简称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吴老请教一些问题。首先，现在我们经常提到全球化的概念，世界各国间的接触也是越来越频繁。交流中有竞争，竞争中有交流。而当今社会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但归根结底应该说还是文化的竞争。我特别注意到，吴老曾提出了“文化战争”这一概念， 这对我震动很大。竞争与战争在涵义上、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平地相处和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和交融，共建和谐世界， 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追求。而您怎么会想到要用“战争” 这样一个比较沉重的词汇来形容文化间的竞争？

吴冠中（以下筒称吴）：前不久，我听香港一位政务官员讲过一句话， 他说“新闻和通讯的力量不亚于部队”。这种说法，也是把文化和战争联系起来了。我之所以提出“文化战争”是有切身感触和体会的。世纪钧年代我在法国留学，那时候我们国家还非常落后，在世界的地位也很低，身居在外我常常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民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卢浮宫看展览，正在欣赏那件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塑，一个大腹便便的管理员走过来，用很高傲的日气对我说，你们国家没有这些好东西吧。我当时正年轻，反应也决，立刻反击他这是希腊的艺术品，不是法国的，是被强盗抢来的。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好东西，也被你们抢来了，你去吉美博物馆看看那些被你们抢来的中国珍宝吧。当然，这是儿十年前的事了。

在异国求学时， 经常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我想， 我们的国家应该和西方强国有同样的地位， 只不过当时国运不济罢了。我正视这种落后， 虚心来学习， 目的是要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所以， 我的留学生活有一种“ 深入敌营” 的感觉。

我回国之后， 发现我在法国学到的一些理论和我喜爱的一些现代艺术我周围的人， 父母、兄弟、朋友， 他们都不理解。那么我学这些干什么呢这种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 更刺激我自觉地重视中国文化。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西方艺术相结合， 这样才能有力地发扬我们民族的文化化。

李：看来， 您异国求学的经历让您对“文化战争”有了深刻的体会。我感觉用“战争”表述文化方面的实质精神，是很有力量也很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五千年文明有很多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传统文化和文明的现实价值体现在哪里，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可能更重要。“战争”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比如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 可以说就是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新旧， 要看它到底是要“ 现在”和“未来” 的人是生还是死，“存在”得更好还是“存在”得更糟， 看它是让人类走向光明还是将人类拖入黑暗这是个重要的标准。

吴：这是现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好东西都值得保留比如故宫， 就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艺术珍品， 但时下的所谓保存历史遗存，有的已经走向了一种误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对于传统的概念， 中国人大都以为只要传统的都应该是好的，没人敢说不好。唯有一个人，敢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面，敢于正视中国的于象流文化， 这就是鲁迅。所以我很佩服鲁迅， 我觉得他身上具有真正的民族责任感。我认为要全面、辩证地看待传统。发展与保存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对于传统文化，在继承时，应该有所选择地保留， 保留它更多具有文化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在保留的基础上， 还要进行一些改进和创造。如果只是一味保留就变成了抄袭，一代抄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只能像阿一样，用“我的祖先比你阔”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所以说，传统要继承，更要发展。

李：我的理解， 您是说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是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创新，在传统中吸收优秀的、精华的因素，进行新的创造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然而，创造一个时代的新文化，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文化战争”也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而是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竞争。这需要有一个群体队伍，要有领军人物，比如您刚刚提到的鲁迅，被我们称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旗手。那么您在自己定义下的这样一场“文化战争”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或者说起到了哪些作用？

吴：我举个例子。赵无极、朱德群都是我早年留法时的同学， 他们一直留在法国， 一直想融入法国的主流艺术群。他们常在自己作品中加入一些中国元素， 希望在法国的艺术花园中开出一朵中国玫瑰。这种用东方神韵丰富西方绘画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很难说能够被西方艺术界完全接受。现在他们想回国， 但已感到为时晚矣。我当年在法国， 找不到自己艺术上的出路， 如今他们面对中国， 也有了同样的感觉。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 与国内整个的艺术氛围差异很大， 文艺观点上也有隔阂。我一方面要消化西方的现代艺术， 一方面要重新认识传统艺术， 夹在中间的滋味不好受， 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理解， 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我写文章形容自己的艺术生活是“横站生涯”。我后来能够在艺术上搞出一些东西来， 我想是经历东、西两种文化背景， 新、旧中国两个时代的结果。这种历史条件和利以邑是得天独厚的， 对我的艺术发展起了很大帮助。正是依靠这样的时代和经历， 我才能勉强谋生。

李：不能说是勉强谋生吧， 您是希望通过这种意志力创造出一种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我们注意到， 文化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或者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化创新。而敢于进行文化创新的文化人，大都兼具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像五四时期的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主将， 他就是新、旧文化功底都很深的人。在新旧文化的战争中， 他战胜了自我，“新我”战胜了“旧我”。这种勇于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牺牲的精神， 值得我们敬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吴：李政道讲过，中国的科技若要创新，必须要重视基础科学。这个基础，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不能偏向其中任何一方。如果只讲本国的传统， 在这样的传统下进行创新， 肯定是片面的。讲句玩笑话， 是“近亲结婚”，不会取得好结果。所以说， 创新本身就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传统文化， 进而对传统进行改造， 这本身就是战胜自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