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正在变成西藏，变成福建霞浦，变成元阳梯田，甚至变成岜沙，成为新一轮的影像开采地。所有的传播都是以“最后一块净土”的模式来面对受众。

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雷打不动地去履行他的功课，甚至对我从外面带回去的矿泉水都不沾一滴。他每天都很快乐，也从来不知道西海固是什么，因为这个词语与他生活了快80年的土地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每当我的相机对准他时，他脸上总会掠过一丝惊恐的神情，这常常使我不安。我只有在放下一切去面对他时，他才能放松地去谈他理解的一切：对神迹的感叹、某个路人或者一次收成，还有我早早就离开人世的母亲。

在西海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着。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西海固，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从18岁离开西海固后，我并没有太多的把握进入那个承载了我18年记忆的土地，更遑论那些倍显突兀的外来客。但我每次回家都能看见许多端着相机的人在黄昏的清真寺外守候，在劳作的田间跟踪，或者对着一口枯井狂拍。他们试图从这里去理解西海固。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费尽心思地重新解码和编码，好让自己能有机会重新回到那个“倔强而丰盛”的层面。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电话，他在宁夏同心举办的一个事实上没有走进西海固的“走进西海固”活动大获成功，70多个摄影师，从全国各地赶赴西海固附近聚集，看片会、摄影采风以及摄影讲座火热进行，所有的人都很兴奋。

我在想：为什么是西海固？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哦，西海固正在变成西藏，变成福建霞浦，变成元阳梯田，甚至变成岜沙，成为新一轮的影像开采地。

而之后我看到一个摄影师来稿中的简介，其中的一个说法更印证了我的判断——曾多次去坝上、元阳梯田以及西海固拍摄构成了他的主要资历。

“西海固”想象和影像游击

“西海固”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符号，它不再是宁夏南部固原市属的5个县——固原、西吉、泾源、彭阳、隆德，它是苦难美学的集大成者，成了传播学上的热词。这三个字的组成结构构成了摄影师们的美好想象，简单而朗朗上口的语音节奏具备了走俏的元素，而经由源源不断的支教大军、慈善爱好者、心存浪漫而决意苦旅的背包客的影像传播，开始广为人知。他们镜头下的西海固民众都带着一副备受同情的模样，孩子们穿着破烂的衣衫抬着水桶行走在取水的路上，生存条件和荒凉感被放大成了猎奇的佳品，而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正在用光影表现西海固居民的深刻与雕塑感。

所有的传播都是以“最后一块净土”的模式来面对受众，这种模式不断复制。作为资讯和资本联合媾和的新资本主义初期的文化表现，这些“最后一块净土”的影像和想象构成了他们的原动力，而都市成了他们竭力回避的场所之一。

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毒式传播，即不干净的东西往干净的地方弥散。我差不多能想到，在若干年后的一天，在部分被视觉传播强化的西海固地区，会涌现出不少木屋酒吧、青年旅馆，以及孤单出行的、以寻找游伴贴条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剩男剩女。

真正为外界所熟知的西海固，是来自著名作家张承志的名作《心灵史》，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写作，曾经是对西海固做出的最沸腾的诠释。但对于深邃如同大海的西海固来说，张承志的表达只是对于“哲赫忍耶”教派苦难史的梳理，苦难美学带给外界的观赏价值恰恰绕过了生命经验，“西海固”就此定格。外来者需要享用这种苦难美学，他们享用到的就是精神的流放和心灵的救赎幻想，更多的则是乡村乌托邦综合征，这点在元阳梯田以及西海固等地尤为明显。

外界除了享用张承志的叙述想象之外，从视觉上获得想象的，则是回族摄影家王征的西海固影像。王征的镜头里，没有穷困，只有孩子的快乐和肃穆的信众，我至今没看到哪个摄影师对于西海固的理解和观察能像他那样无意识。无论他富有标识性的，在空阔的苍穹下，两个向西而跪的礼拜者所表达的精神向度，还是一个小孩在旷野里姿势很别扭地跨上一辆老自行车所传达的成长记忆，都是自然生长的影像记录。

这于我是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再现，而在外来的摄影师那里构成了视觉想象，这种想象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状态，以至于神秘。倒是以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的摄影师王富春在火车上拍摄的狭小空间里的穆斯林礼拜场景，意外地接近了我所熟知的场域。

拜中国摄影界所赐，他们擅长的影像游击可以说是辣手摧花，遇见一个地方，改造一个地方，沉沦一个地方。直到人们都熟悉，人们都去过，人们都表达，最后人们都开发和被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