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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是历史画的重中之重
作者:潘耀昌    来源:《美术观察》    日期:2010-08-02

历史画当然不应该限于图解故事,它还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史观。不过这种思想观念应该基于独特的有别于概念思维的视觉思维。l9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dler,1841—1895)【5】已注意到绘画、雕塑语言的纯可视性(pure visibility),强调视觉语言的独立地位。费德勒区分两种不同的经验方式:感觉的认识和概念的认识。前者主要基于视觉经验,后者是通过对感觉材料进行抽象、概念的整理而获得的。他认为,真正艺术品的创作,独立于概念活动,而基于一种感觉经验,特别是视觉经验的独立自由的发展。可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取向的偏见歪曲了这种关系,其实质是错误地把对世界的感觉认知视为低于概念的或抽象的认知。他批评黑格尔基于基督教、一元论的思想,即把艺术放在其人类精神演进模式中低级阶段的做法,即认为艺术(雕塑、绘画等)是人类精神演进的早期形式,而哲学是其成熟形式,处于高级阶段,因此,艺术的视觉思维低级于哲学的概念思维。费德勒开创性地发现并指出,建立在视觉经验上的认知方式,与建立在概念上的认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有其独立意义,绝非后者的低级阶段,而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视觉思维,或谓形象思维(imagination),与概念思维分属不同体系,其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因此,可以这么理解,艺术不是用形象去解释文字,而是用形象去认识、思考。费德勒的思想预示了视觉思维巨大的发展潜力,预示了l9、20世纪之交的艺术转型,即转向对艺术家的主观性和对人的内在精神的高度重视,见证了当时的象征主义运动,并预示了以后的现代主义诸流派。

为掌握历史的真实,史学家对待历史的叙述有两种典型的立场,一种是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yon Ranke,l795—1886)所说的“如实直书”,另一种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者讲究实证考据,力图让读者看到被还原的真实,偏于客观性;后者强调当代人的认识,倾向于主观性,鼓励读者比较自由的合理的理解。同样,对历史题材的艺术表现情况相似,也有比较客观的方法和比较主观的方法。前者,类似于写实派,让观者如实地看到历史事件,作为接受者的观众处境比较被动,后者,类似于理想派,观众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处境比较主动。【6】艺术家可以借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话,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对可能发生的事,也不须去描述具体事件,因为偶然的单一事件很难概括历史的普遍意义,因此不如采用某种视觉的抽象更妥。

每一代人对历史都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导致历史画的演变。其原因不仅是绘画的历史变迁,也是艺术家时空感觉经验的变化,新一代人理解上的差异说明历史距离的存在。应当强调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应当并行不悖,历史画不是追求像照片那种低层次的真实,不是图解文献,不是图解文字,而是用视觉思维、视觉语言去艺术地认识历史,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感受。

这次历史题材创作的主力是50岁上下一代,与开放改革同时成长、发展,受过写实训练,也同时性审视国外各种主义和流派,有更自由的选择空间,更具包容性。开放改革之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同时性地蜂拥而来,为如饥似渴的年轻人所接受,并经过激活转化为新思维的爆发。学院主义权威性受到“85新空间”等艺术新潮的冲击,受到新一代年轻人的质疑和挑战。以往艺术中被忽略的因素,如自我表现、朦胧诗意、非理性、潜意识等备受关注,与之相联系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被引进过来,成为与学院主义传统抗衡的力量。在传统学院主义和各种新潮相互抗衡的张力之下,艺术家们触摸到新的艺术语言,并学会驾驭这些新手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新一代艺术家不再拘泥于学院主义,他们拥有更多的比较空间和选择余地,使视觉思维得到迅速发展。他们意识到历史题材的处理,不限于学院派的方法,还吸纳象征的、抽象的语言来丰富表现力,发展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他们渐渐摸索出一套超越传统模式的语言,得以用来表达更为复杂的思维,从而也使历史画得到再生,学院传统得到发扬。

容易被忽略的是,这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还带来另外一个收获,它活跃并推动了艺术批评。围绕工程展开的批评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最为健康、严肃的批评,形成良好的批评氛围,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培养了更敏锐、更挑剔的观众,提升民众的艺术素养。该工程同奥运、世博一样,是一项公共艺术工程,由团队实施,国家收藏,向公众展示。面对许多不同意见和与各层面人士之间的商榷,这项工程让艺术家特别感到批评的压力,好像是一场国家级的考试,特具挑战性,也特感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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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阅拙文《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术与科学理性》,载《自然杂志》27卷1期,2005年2月。

[2]据当今主管该院教学的佩希科夫院长所说,该院仍强调做学问,要求学生在毕业创作中,“根据草图进行创作,摸索能清楚表达它的构图基本原则。在毕业前的实践中,学生要反复推敲草图,收集自然素材,在博物馆、图书馆学习,深化未来画作的内涵。在毕业创作的全过程中,完成作画必须解决的素描和草图。有时毕业生在有色纸板_kJ-作,确定未来画作的尺寸,解决构图与素描问题。当草图处理完善后,将画稿转到画布上,确定色块和轮廓的大关系……对比例的认识,对主要形式、结构和节奏的感受——所有这些在处理毕业创作构图中都有重要意义。”(出自佩希科夫提供的该院文件)。

[3]威克霍夫是维也纳大学教授,属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克利姆特给维也纳大学创作壁画的事件可参看(《世纪末的维也纳:政治与文化》), 1986。这三幅壁画画稿被拒后,l907年画家把它们绘制成油画(作品毁于l 945年大火)。

[4]例如,高更的《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向何处去?》,也是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表达哲学的思考。

[5]费德勒有德国艺术学之父的声誉。

[6]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叙述的方式,所谓的“如实直书”其实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在历史的叙述和评价中,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潘耀昌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转载自:《美术观察》2010-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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