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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媒体是绑架者，同时也是被绑架者。

记得是90年代前半期的某一天，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大轰炸式地报道了一条轰动性新闻：美国海岸卫队在加州海岸截获了一条走私船，船上藏着两千多件武器。军火走私在美国算不得新闻，因为黑社会常搞这事，但通常是手枪、半自动步枪之类轻型武器。这次走私案的轰动性在于，截获的非法军火中，不仅有轻武器，更有重武器，甚至有枪榴弹、反坦克火箭、肩扛式防空导弹之类超越黑帮个人使用的武器。这条新闻的真正轰动性，是走私船来自中国，所有军火均为中国制造。媒体说，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某写字楼内，美国调查人员逮捕了一批中国商人，其头目来自北京一家有复杂背景的公司。

美国电视、报纸等媒体在事发当天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惊天动地，但多是炒作事情经过，还来不及对内幕作深度挖掘。照美国媒界的常规，内幕要在第二天才来得及步步揭示。于是，我急切地等着看次日的新闻。可是，第二天的报纸、电视却全无关于这件事的片言只语，一夜之间，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大失所望，唯留疑虑。

另一案例是纽约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大约一个多月，媒体转入对事件的深度挖掘。有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特别报道，说是在与世贸大厦一河相隔的地方，有几个以色列人买了一座住宅。邻居向电视台报料说：在9-11那天一大早，这户人家将一辆厢型车停在屋前，将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架设在车顶，镜头一律对准世贸大厦。之后没多久，恐怖袭击就发生了，随后，这户人家人去楼空。专题报道估计，这些以色列人事先知道恐怖袭击将会发生，到河边买房是为了记录事件。据电视台调查，这家人来自以色列情报部门，于是派记者追踪到以色列，甚至在特拉维夫找到了其中一人。这个专题报道探讨的问题是：既然以色列政府事先知道会发生恐怖袭击，甚至知道日期、时间、地点、方式等细节，那么，为何事先不向美国政府通报？

这个特别报道在电视上播出后，美国公众一片哗然，要求政府介入调查。然而，这件事并无下文，美国媒体不再提起，也不知政府有无进一步调查。

军火走私和恐怖袭击二事，有一共同点：媒体受制于某种神秘力量。我在此要问的首先是：谁在控制媒体、为什么控制、怎样控制？其次我要问的是：媒体在今日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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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些问题，本文该回到美术批评了。

在美术界对批评的诸多不满中，有一条是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对此我要问：什么是“真正的批评家”、谁来定义“批评家”、谁给批评家颁发从业执照？

针对当代艺术的内裤商标、针对知识精英的开裆裤、针对无良媒体的邪恶，我提倡批评家的业余身份。我的观点是：批评写作应该是专业的，但批评家的身份却可以是业余的。

在西方，不少艺术大师都是业余画家，例如鲁本斯的正职是外交官、达芬奇是多面手；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家要么是官员，如郑板桥，要么是乡绅，如倪瓒和董其昌。因此，我们不必对批评家的业余身份大惊小怪，只要其文章写得专业就行了。

业余批评家有如票友，从事批评写作凭的是兴趣爱好和一腔热情，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心性，并兼及业界。这样的批评相对纯粹，其写作可以兴之所至，笔到文成，减少了利用职业机会来谋取私利的可能性。戏剧票友不指望从演唱中获取功名利禄，而仅仅是为了怡情养性、广交同好。对艺术批评家来说，只有业余了，写作才能优哉游哉，没有谋生进阶的压力，不必看美协官员的脸色，也不必揣摩名家是否高兴。相反，业余批评家一旦职业化了，就会有种种压力和顾虑，其写作会受到多方制约，动笔会顾忌多多，其文也失去批评的锋芒。

 业余批评家与职业批评家的区别，有如古代文人画家与画匠的区别，但二者间的具体界线却难以划清。比方说，艺术院校的美术史论教师从事批评写作，其文章很专业，但其身份究竟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

西方媒体的职业批评家，该是各大报之美术评论版的作者和专业期刊的编辑记者。可是据我所知，西方大报的周末美术版，通常仅有两三个批评家写作评论，其首席批评家由该版主编担任，另一特约批评家一般是当地高校的美术史论教师，第三人不固定，常为客串，该版基本不接受外来投稿。严格地说，这些作者的正职是编辑、教师，无一是职业批评家。这样，所谓职业批评家便仅剩专业美术期刊的编辑记者了，但他们的职业，却也是编辑记者，并非专司批评。

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批评家”之说是个伪命题，但这并不是说，批评界就没有无良媒体的邪恶了，只不过美术批评的社会公害小于无良媒体而已。

哦，不对，我应该说：无良美术批评对社会肌体的祸害，与无良媒体的邪恶有得一拼。

2010年7-8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