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在十九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斯诺拍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时尚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去年在国展的书展上，我买了一本电影演员舒适的传记书。这是一种时下很流行的通俗版的图文书，图片占三分之二。舒适作为一个在四十年代成名的演员，一生拍了很多照片，从民国、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电影成就，而是他一生的肖像变化。舒适在四十年代的个人照是那种典型的民国男性摄影，油光铮亮的反背头发型，面容神情气满，两眼放光，穿着笔挺的西服，一个典型的风流倜傥型的民国男影星。

到1950年代，舒适身上还是有民国时期的优越感，但四十年代那种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气息已经没有了，穿的也是朴素的中山装，但精神气十足，具有五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纯真年代的健康向上的清教主义特征。比较让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以后的照片，舒适经历了历次运动之后，脸的状态已经完全像一个工人，除了眼神还能看到民国的优雅。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上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经历了多么大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

中国传统历来是最重视肖像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相面学，能从脸上读解出所有已经历过、现在的以及将要来临的富贵气和不祥的征兆。在摄影术未传入中国之前，肖像主要是绘画的形式，遗存至今的肖像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后宫贵妃以及著名文人。他们穿着官服或长衫，王侯必须气势威严而又庄重，王侯的女人必须端庄高贵，文人则要儒雅。中国的肖像画传统并不是按写实来描绘，而是要按照吉祥的脸部特征来加以美化。

随着晚清摄影术的传入，英国旅行家、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在1862年至197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不少肖像。他后来在传记中记录了在肖像观念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冲突。由汤姆森所拍摄的清朝上层官员不喜欢欧洲人使用油画的阴影方式来表现脸部的立体感和光线的美感，中国人觉得脸上有照相机光源打上来的阴影是不吉利的征兆。这使得晚清的很多官员肖像摄影使用的都是泛白的高光照。

中国人在晚清时期的肖像摄影大部分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呐的，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晚清也是西方旅行家和摄影家首次大批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将这些中国人缺乏人性活力的肖像照带回欧洲出版和发表，无疑影响了欧洲人日后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看法，比如憨厚、严肃、中规中距。

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上可能只要用“民国摄影”一词就可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美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的肖像摄影又是民国摄影的一个最风情万种的黄金时期，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再越过那个时期肖像摄影中的人性魅力和社会风情。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精英合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照封面摄影。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蝴蝶、周旋，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她可能不像电影明星很有名，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记者或者大公司职员，甚至待之闺阁，但气质不凡。“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戒》的原型郑萍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著名文人于佑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民媛”群体，在于有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率先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名媛摄影”的早期代表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贵妃婉容。婉容在紫禁城、天津和长春拍摄了大量的半身肖像照，她气质清纯、美丽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甚至英语也非常好。她的气质集古代的典雅和现代的时髦于一身，丝毫不输给后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最终红颜薄命。“名媛”肖像摄影的眼神都是顾盼流离，富有韵味，有一种柔和的女人味和内敛的性感。这种性感是现在时尚杂志中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