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周旋等人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世家，但其气质也接近“名媛”，这可能由于电影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圈子，像黎民伟这样的电影老板是跟随过国父孙中山的，一些导演像孙喻、费默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上海电影界在三十年代也是一个左翼成为主流的先进文化群体的聚集地，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明星具有现代都市新文化和新女性的气质。今天的电影女明星的气质大都太风尘和江湖，跟民国女明星差得太远，这可能跟电影圈的男人素质有关。

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尽管集体合影之风晚清就已开始，这符合中国人的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的传统：集体同在的文化根性。但民国时期的“精英合影”更令人叹服，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生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下，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的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跟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显得组织纪律性特别强，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民主、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魅力还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主要体现在那个时期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像1949年以后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并且文人、名媛、精英的脸上都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沉着和满足感。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帮会领袖像黄金荣的肖像看上去也是气定神闲，章法有度，颇有文人气息，这也不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所能相比。

我最近发现一张1930年代上海美专董事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上除了有海上画家刘海粟之外，居然还有黄金荣、杜月生、喻洽卿等上海三大亨，以及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那张照片还有黄金荣的毛笔字题签，黄金荣还居然有一手好书法。民国时期精英群体流行在肖像照上题签赠言作为礼物的时尚，甚至像少帅张学良都有这种嗜好。个人的肖像摄影经过名摄影师和照相馆的拍摄，精心洗印装裱后，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赠我友某某，不失为将中国传统和摄影时尚结合的一种新文化。

1949年之后，所有文人、政治家和世家贵族都被打倒，取而代之的只有工农兵学商等劳动者和干部两种主流角色，大家拍肖像照都是穿着一律中山装或白衬衫，都是劳动阶级的朴实的笑容，都是一样的群众气质。文革期间的肖像则都是一幅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打扮。那个时候仿佛又回到了晚清穿马褂留辫子的时代。中国人在民国时期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风情荡然无存。

摄影史不得不承认一种矛盾的历史现实，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民国，一个是摄影中的民国，另一个是现实中的民国。摄影中的民国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新文人、名媛、末代世家的充满文化底蕴和富足风情的社会生活，从照片上就像一个欧洲社会的中国版。而现实中的民国却还存在着镜头之外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才导致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狂潮。才导致革命的洪流不仅推倒了政治和资本的不平等，甚至还将民国掌握文化血统的中上阶级一棍子打倒，造成中国至今还达不到恢复文化和时尚曾经在民国达到的高度底蕴和灵魂。

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肖像摄影又开始出现本能的复苏。比如大家开始穿不同颜色的毛衣，女孩喜欢用一个手指点自己的脸颊，这很像大家现在做出的V字手指，好像不做这个动作就显得不时尚。到1980年代肖像摄影开始多元化。八十年代流行作家、电影演员和学者的风格，1990年代以来则流行模特、美女、明星的肖像模仿，中国明星学好莱坞、港台和韩日，普通年轻人则学时尚杂志的明星形象。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入，成功企业家和高级白领的肖像摄影也开始模仿明星摄影。

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肖像摄影时尚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底气不足和浮于表面，甚至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黑社会老大那样的气定神闲，内心章法有度。从1949年到文革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仅要背负起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还要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人性享受。这种状况的心理惯性可能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现在的中国重新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无规则游戏和浮躁的时期。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成功者，似乎也做不到气定神闲，自律自足，各种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倾袭而来。

主流社会的人群凡是获得利益者，都不得不做一个双面人，应付表面的时尚和社会表演，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肖像摄影是一个人人模仿明星的公众表情，缺乏真实流露的人性。而这一模式可以从斯诺那张著名的毛泽东戴红军帽肖像溯源，斯诺的毛摄影在1949年以后被经过不断的着色和修版，直到变成一张完美的红军领袖毛泽东，仿佛一切已经是天命。而实际上那张原照上的毛泽东当时面容憔悴，两眼倦态。修饰政治和社会形象在1949以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手段，而这种政治传统开始不知不觉传递到人民大众的潜意识之中，尽管中国正在进入消费社会，但这种肖像的政治潜意识依然没有消失。

2008年1月18日写于慧谷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