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即将在北京大学召开，它必定成为北京奥运那样的民族主义秀活动，从近年美学界热中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声势以及本次大会组委公布议题来判断，它无疑是一场民族主义学术秀，来自各国四百多名学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捧场者。事实上，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美学没有取得实际性成果，反而日益成为一种典型的衙门学科，对文化保守势力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现代学术体系并非中国本土生成，美学传入中国之时，恰是西方古典哲学走向衰微之时，它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形而上学分支，是考察审美关系与文艺现象的经验论说。随着现代科学与理论工具的兴起，美学逐渐成为研究思想史、艺术史的考古学科，不足以解释当代艺术的复杂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则是例外：首先，中国的艺术主体仍停留在古典主义时代，不论本土艺术还是外来艺术，它们始终囿于审美活动，美学自然适用于中国文艺状态。其次，中国传统艺术缺乏理论的系统关照，有必要通过美学进行范畴研究与形态比较。可无论怎样，经典的美学理论已无法解释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更不能作为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美学在中国的异常活跃，说明了中国文化艺术与理论水平的整体滞后，并迎合了当前民族主义泛滥的保守语境。

随着“血汗工厂”经济的飞速增长，造成“大国崛起”以及民族文化优越感的空前高涨，建立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呼声，在理论界和艺术界一浪高于一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已是集体惯性口号。近年的“文化身份、民族文脉、反殖民、东方主义、中西对话”更是铺天盖地。尽管“中国美学”作为文化比较和研究范畴有一定意义，可要建立中国人的民族美学理论体系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美学体系”最大限度也是范畴性的概念演绎，不外是“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的注释努力，毫无实际创新意义。主流的文艺思想和学院的美学体系，全然热中于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跟官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在理论思维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无疑激励着中国民族主义美学的空前膨胀，对今后学术思想与文化艺术必将起到负面的误导作用，因为中国思想学术缺乏自由独立、多元对等、相互制约的生态机制，美学只是整个学术氛围的缩影。另外，当代中国学者普遍缺乏探索真理、追求正义的独立人格，加之权力干扰和利益诱惑，使知识分子不是主动讨好权利就是自律规避现实，给民族主义狭隘思想提供了绝对的空间气候。美学在异常亢进，它是保守势力和极权主义的同构效应表现，不是基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

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症结

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有术无学”状态，即没有完整的系统学科，也缺乏丰富的理论工具；无边的道德学问和原始的玄理观念支配整个社会思想。戴震是中国学术史上百科全书派式人物，他强调格物致知仍无法跳出“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经验之谈。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古画品录》、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历代美学篇什，全然是类美学的零碎杂说，根本谈不上系统的美学体系。王国维算是中国美学的开山鼻祖人物，他留学日本，接触德国美学对他很大启发作用，正如陈寅恪评价他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王国维的“意境说”，同时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使他对魏晋文艺思想中“意象”有了生命意志的理解认识，从形成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

朱光潜和宗白华是推动中国美学发展的两位关键人物，前者将西方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后者将本土审美文化与文艺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纳，从而确立了中国审美艺术的思想范畴。此外，蔡元培等人有美育之主张，可在理论层面却无所建树；另外是早期左派作家致力介绍马列文艺思想，如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的介绍翻译以及改造发挥，对新中国文艺理论形成主导性作用。从《延安文艺座谈》和文革时期的文艺思想，大抵上是左派学者片面吸收苏联文艺思想的产物，它的道统化致使上美学研究在中国的一度中断。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5期间的美学热潮，它们不过回应了一种学术史的遗憾。遭遇89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出现了亢进性逆转，同时赶上文革知青一代学者逐渐主导了整个社会，学术界日益乌烟瘴气。二十年来，中国美学界形成了一个庞大衙门学科，“大跃进”式地制造文凭学位、垃圾论文和噱头口号。

当代中国美学的亢进态势显然基于民族主义社会气候，也是美学家拿“历史情绪、民族仇恨、爱国主义、文脉身份、西方霸权、本土传统、中国特色”作为自身话语权和切身利益的敲门砖。综观近年美学论文，铺天盖地是民族意识形态化的美学泛论，主要表现为三种论调：一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二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三是建立中国美学体系。本土注释派囿于发掘传统艺术的诠释，“后学派”则致力贬斥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价值，旨在捍卫民族审美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