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适时地登场了。深知“现代性”作为一种充满艰辛的畏途，他将“不得不”的别无选择，变成了一种英勇的、进取性的行为。他对于艺术给出的忠告是：艺术应当成为当代的！
艺术创造的动力，来自于处理当下的经验，认同于“感官即时”，是将当下“转瞬即逝的东西”提取为形式，在“不经意的”对象身上发现美，而不是停留于古代的艺术及古代的标准。即使按照古代艺术“不朽”的标准，那么，只有深入“当下”的，才能成为“永恒”的。
注意，波德莱尔强调的是艺术的创造，而不是一般的欣赏活动。他自己就提供了一个典范。他花大把时间闲逛在巴黎街头，以一种野性的、茫然的眼光，摄入这个城市阴郁的不入流的东西——妓女、乞丐、流浪汉、梦幻者，将“恶”转化为“永恒之花”。然而，经过他的手，所有的对象就像被烈性酒涂抹过，染上了一种奇特的梦幻色彩。以梦幻对抗炫耀性的豪华粗俗，这是他的战斗途径。
现代社会的“当下”本身也是瞬息万变的。美国诗人庞德从《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获得灵感，提出“日日新”的艺术主张，认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成的；如果那样，则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生活。“日日新”的逻辑延展下去，以“新奇”取胜的现代艺术，以引起“震惊”的效果取代了古代艺术悠然自得的“美感”。
然而，由艺术所代表的“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是矛盾、冲突和断裂的。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选取“新人”这个形象，描述了这种对立。所谓“新人”便是独立的个人，而不再从属于“群体、行会、部落和城邦”。这个新人于是开始了两个方向上的漫漫征途：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企业家，他从传统世界的归属纽带中脱颖而出，以攫取财富赢得自己的社会位置；另一方面，是艺术家对于独立文化的追求，希望摆脱一切羁绊，与自由经济一样，拥有自由想象力。“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冲动，那就是寻觅新奇，再造自然，刷新意识的骚动激情。”（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
但是，这两者很快分道扬镳，而且互相敌视和互相提防、防范。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经济上积极进取，在道德与文化趣味方面却日益成为“保守派”；其所要求的“个人”为自律、自勉，有纪律、有上进心，除了在扩大生意方面表现得有野心，其余一切按部就班，按照既有规范生活。而艺术家“个人”日益向波希米亚人（流浪汉的别称）靠拢，展开了对于只知赚钱的“成功人士”的愤怒攻击，认为功利、实用理性和物质主义枯燥无味、烦闷无聊，压抑了个人的灵气和丰富生活的可能性。
波德莱尔还有一句名言：“我痛恨成为有用的人。”这与富兰克林以各种“有用”的发明服务于社会与人类的确是南辕北辙。富兰克林还称归纳了13种“有用”的品格—“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节俭、勤奋、真诚、公正、宽容、温和、清洁、贞节和谦逊”。对于艺术家个人来说，其中大多数条目像是天方夜谭，将它们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违反它们。
“返回”是一种自觉选择
除了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即使在文化内部，也存在着种种自我矛盾与对立紧张关系。
这是一种标榜创新的文化，对于任何模仿避之唯恐不及；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极易被模仿。1919年纽约艺术家杜尚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装上两撇小胡子，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行为；近一个世纪来，在《蒙娜丽莎》这幅画上打主意的人不胜其数。如果说反叛的文化原属于少数精英的小圈子，却也没有什么比它更易被大众吸收，很快“被商品化”。
这是一种反对粗鄙的文化，最早的动力来自抵制金钱带来的粗俗化。然而，当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实验——也包含某些人性实验，退还到人性的某个原始状态，以期引起某种震惊的效果，于是一些作品中，经常出现残存的躯干、断离的手臂、被方框切割的人脸的局部，甚至现场表演斩杀一只动物，将血弄得到处都是。
“亵渎”是这种文化的冲动之一——它又有着某种天启情绪，同时扮演着先知预言家的角色。“当下”进行时是它的合法性来源，它从一开始就仿佛与正在进行的生活作对，其大规模抽象的倾向来源于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推崇真实、抓住真相是它起点上的动力，但是经过一系列演化之后，幻觉剂或幻觉精神却成了更受欢迎的东西。它对抗权威、对抗传统，但是把自己也弄成了一种权威和传统；它攻击“向上爬”的成功，并由于这种攻击使得许多人声名赫赫；这种文化在享受着现代社会提供言论自由的同时，用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来回敬它。
与传统、与社会现代化、与文化自身的对立，使审美现代性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眼花缭乱景象。太多的人们意欲在观念上走出前现代，积极推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对文化现代性却没有太多思想准备，缺乏有意识的关注和积累，因而造成观念和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他们说到“个人”时，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听上去怎么都像是说的“国家”。
历史前进不是朝向一个方向，而是同时冒出许多岔道，其结果丝毫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而是遍布陷阱，充满畏途。在种种矛盾和悖论的情况下，选择“返回”是一个常见的思路。
人们为自己寻找“精神家园”——乡村、宗教、传统文化、各种气功等等；总是希望找到一劳永逸的精神乐土，能够一次性地将自己交付出去，永远不要再烦神，尤其是不必忍受每天不同的精神价值之间的冲撞，不必面对和回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然而，也许“精神家园”这个提法本身就不恰当。精神活动是一种追寻、追索，是向着未知世界的出发，是将混沌的变为有秩序的、将混乱的变为有形式的，而不是急于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划地为己，画地为牢，那是前现代的做法。
作家王小波用安徒生在《光荣的荆棘路》中的表达，来形容自己的方案：“人文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在火里走意味着宁愿忍受没有“家园”的痛苦和煎熬，也不轻易给自己找一个归宿，一个温柔乡或乌托邦。他不是没有感受到虚无的侵蚀，不是没有感到除魅的现代生活特有的空虚乏味，但是他宁愿采取一声不吭的方式，他熬着、他能熬。
这就是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当现代文化艺术着眼于“当下”，它也许恰恰取消了（确定的）未来。没有了未来怎么办？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每天将沉重的石头推到山顶，明知它们照旧会滚回山脚，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再次将它们推上去；面对滚落的石头，他还是涌起了某种自豪和光荣的感觉——他是能够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且能够面对的那个人，他因而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尊严。我也喜欢台湾学者钱永祥“败而不溃”的表达（《现代性业已丧失批判意义了吗》），即使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也不要将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能不能仅需要社会现代性而不需要文化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无可选择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不得不”。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祛魅的环境当中，需要由自身来经营自己的生活，寻找自身生活的意义，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从这个起点上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需要勇于承担，当然也需要及时调整。所谓“个人”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起点而已。由此开始，你可以再度出发；但是不要说你天生就属于某个团体、群体或者文化共同体，他们已经事先地为你准备和提供了一切，不需要你再操心。甚至包括你可以再度返回，而“返回”说到底应该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想象。
如何来形容现代艺术所代表的永不疲倦的追求批判精神？我以为美国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欧文·豪的这段话最有启发性：“现代主义一定要不断地抗争，但决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