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学会，可能是一八八七年由在华医务传教士于上海成立的博医协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目的也在于解决当时在华外人医务传教士普遍面临的传教与医学的两难尴尬，使之更专心致志地进行疾病疗治和医学研究。其时，随着欧陆细菌学、解剖学、公共卫生事务，以及化学医药工业的飞速兴起和发展，医学与以往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分离，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教会医院、诊所也从十九世纪中叶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开始向内陆、边疆省份扩展。教会诊所和医院每人每天诊疗数以百计的华人病患，再加上在欧美受过高度专业化的教育，这些医务传教士们无暇或没有兴趣在传教和医学方面一心二用，自发地组合了一个能够超越各自分属的不同差会、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专业交往平台。当然，那个年代虽也有些中国医生参加了欧洲国家的专业学会，但由于没有学术社群的建制，故也没有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性的进一步发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记载:一八九七年三月，荷兰驻北京公使转来该国医会公函，邀请中国医士参加该会并问每年能否予以资助。总理衙门逐咨行各省酌量办理。几个月后收到福州将军禀报，称候官县城医士郭永淦与同县举人林菁素精歧黄，著有医书，今经禀请，列名入会。几乎与此同时，上海道代南洋大臣刘坤一也捐款四百元，送至荷兰驻沪总领馆，并将上海县一些华人医生列名于会。不久，荷兰使馆寄来学会新出的荷兰文学报，称按医会规定，凡入会者每人每年须出银钱一镑，请总理衙门令该医生等将此款共十五镑寄来，再由荷兰公使转交该国医会。总理衙门很快回复:称此前允准列名学会的福州医士郭永淦因年老多病，举人林菁出外，另图生业，俩人要求辞去会员身份，以免纳会银。荷兰公使的答复是:学会章程规定，凡医士出会，须待西历年终方可，故还按本年终之期交纳会费。总理衙门再回复道:闽浙总督已饬福州府徐兆丰、闽县陈督促二人缴纳会费，共计银八两，“不敷之数，由总理衙门支付”(《各国赛会公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四十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档案馆，索卷号01—27—015—01)。

中国人最早创设的近代学会，并将自主和独立性作为一项重要追求，大概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医学联合会(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的成立。其时，中国虽已有了博医协会，但会员多是洋人医务传教士，华人医生被排除在外。于是，三十余名留学日本、欧洲、北美的华人医生自发汇聚上海，议决成立华人医学会。那个年代尚没有行政权力的干预，他们则将会名的英文标以“National”，以强调自主与独立于洋人们的博医协会。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该学会有四百五十名男女会员，定期出版中、英文《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并召开了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再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留学生回国人数日益增加，并多占据了各学术机构的领导职位。于是，一大批自主和独立的专业学会，如地质学会(一九二二)、天文学会(一九二二)、物理学会(一九三二)、化学会(一九三二)、地理学会(一九三三)数学会(一九三五)、哲学会(一九三六)，都是在这一时期创设的。就这些学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形式来看，参照和吸纳了欧美专业学会的模式，作为自由人的学术自由联合体，鲜有行政权力的介入和控制。例如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年会，出席会议的都是从事一线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见国民政府官员煞有介事的君临指导。见诸报端的新闻也志在彰显专业学术研究献身学术的率性之真，而无意识形态化的空话、套话或商业化的矫情炒作和包装。闭幕晚宴上，哈佛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被选为该会副会长的叶企孙教授，向与会者敬酒，旁边之人则劝其先将杯中之酒饮尽。叶以牙签量酒杯圆径，笑语众人曰:“吾杯之圆径，容酒亦多，饮之，吾必吃亏。”众谓:“叶博士既无美国太太，又无中国爱人，当然无人禁酒，不妨痛饮三巡，以尽豪兴。”叶闻是语，微笑不答，举杯一饮而尽。当时，有人问叶贵庚几何？叶答以五十岁，众大笑。有人谓叶系三十五岁，又有人谓叶不及三十岁。叶氏严守秘密，正确年龄，尚在调查。又有人向主席建议:“博士现尚未娶，即请作媒，以尽友谊。”主席笑云:“此事大家均应负责。”正笑语间，有杨博士代为解释道:“叶博士对于女性，感情尚浅；而研究科学兴趣甚浓，正将全副精神，牺牲于学问之中。故在科学立场上，足以救中国，但在民族主义上着想，则未免少有逊色。”(《严济慈谈国际物理协会内容》，《全民报》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在一个权势集团得到充分制衡的社会里，学会的功能自然不能只限于提供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且还需要在学会及成员进行专业学术研究时承受外在权力干预时，勇于维护和捍卫专业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性。一九一五年成立的美国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一九○○年前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着手调查修筑西部铁路大开发时雇佣包括大批华工在内的外籍劳工问题。这条铁路(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 Company)的投资方和运营者是斯坦福大学赞助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因而受到了斯坦福遗孀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的干预，罗斯最终被迫离职，从而引发了诸多抗议。一九一三年，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了为维护学术自由和争取教师们的永久教职(tenure)的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一年，在拉法耶特学院任教(Lafayette College)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梅克林(John M. Mecklin)教授，由于讲授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进化论，被信奉正统加尔文教义的校方解雇。梅克林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两个学会虽组织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仍未能说服校方收回成命。于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十八位全职教授，率先倡导成立全美教授联合会，立刻得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们的响应，并在霍普金斯大学俱乐部召开了成立大会。最初会员是来自六十个学术机构的八百六十七名教授，六个月之后，协会会员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二人，来自七十五个学术机构；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协会会员增至四千零四十六人，来自一百八十三个学术机构。作为职业防护机构(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fense)，协会最关心教授们在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和教职。为了确保教授们的权益，协会最初制定章程之时，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是:校长或担任学校重要行政职务之人可否入会。反对者强调:这是我们第一次成为我们自己。折中意见则认为:校长可以投票但不能发言；反对者则担心:行政人员的票数肯定会超过教授们的票数，因为教授可能无法承担参加会议的费用而不能如期与会，行政人员的费用则可由机构报销——教授们需要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会场、一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杂志，以及一个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机构(Richard Hofstadter and Walter P.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5，pp.471—506)。

这种矢志维护学术独立，进而争取学者权益的学术自由联合体，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三十年代就已有了这样的学术机构，并运作得虎虎而有生气。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在驸马大街北师大文学院办公处，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例会。由于国民政府没有足额向北平各国立大学拨发经费，教师们只能领到五成薪水，会议于是决定集体向政府索取。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当年七月教育部召开国立专科以上校长会议，就教职员竭诚与校长合作，整顿学风做出的决议。会议认为教育部议决案中列入此条，是教育当局及校长们认为教职员不合作，亦为学风败坏之一重大原因。一校之内，校长与教职员应协同处理校务，自是要图，合作是相互的，非片面的，不能仅责备教职员一方。教职员联合会常委会决议办法的第三条，是校务应公开讨论，征集全体教职员意见；教职员之进退，不得以校长及学生喜怒为衡，“校长聘请或辞退教职员，应说明理由，公开全校”(《教联会将开全体大会》，《全民报》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如果进一步追问:三十年代之后，这些自主和独立的学术设置何以如黄鹤西去，杳然不见踪影？原因或先在于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学者多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战士，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再奢谈学术自主和研究者个人的正当权益；后由于一九四九年，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实行军事戒严，钳制言论、集会和结社；大陆留存的学术机构迅速被国有化、单位化，并大力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致使学术社群荡然无存。到了今天，台湾地区随着民主化的大潮，解禁了公共舆论，切实推进了教授治校、研究员治所的学术原则，较为独立和自主的专业学会业已形成。反观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各专业学会虽渐次恢复了活动，然此专业学会已非三十年代的彼专业学会，几乎都是科学院、社科院的附属机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没有自主出版学术著作和刊发学术期刊的特许权利，主持者也多为担任行政职务，或曾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学术官员，在各供职单位享有不同等第的行政待遇和薪水补贴，这均与专业学会原本追求的学术自主、独立的核心价值相差甚远。鉴于今天举国上下议论最多的学术话题，是大学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和权力控制，学风浮躁乃至学术腐败似已积重难返，无以复加。如果考虑到短期内无法拨乱反正，那么尽快恢复或激活这种在欧美早已为常态，且于三十年代也曾在中国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专业学会的学术自主和独立性，恐怕不失为纯净当今学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一个最为便捷和有效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