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园系列油画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迅疾发展和变化的时代。推动所有这些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状况，而且改变着生活本身；不仅改变着生存的空间和距离，而且直接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影响和改变着时代人群。最能够代表这种技术文化的莫过于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代表的图像文化，这个图像文化如此深刻地支配着时代文化，以至人们直称这个时代为图像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中，视觉文化所面临的境遇是怎样的呢？从传统艺术的传承到技术文化的发展，从全球境域到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从媒体变革到公共文化责任，在这交错叠置的当代问题面前，今天的艺术家们应当担当起怎样的责任？

如何认清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境遇和责任，正是我们艺术界和艺术教育界建设和谐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

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东方和西方，原是地域上的观念，而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的观念。这个观念的迁徙中，还包涵了旧与新、保守与变革等一系列价值形态方向的判断内容。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思考都同时面临着 “本土”和“西方”这两种语境、两种历史。我们就如同现代性这条河流中的摆渡者，一切的概念和问题都有话语的两岸，我们在这两岸之间往来顾盼，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跨文化境域。近代中国文化建设可以被视为一种跨文化境域中的历史实践，这基于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始终都建立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之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经历中有两把尺子：一把是上山下乡，土插队；另一把是西方留学，洋插队。我们的青春受着这两场巨大的人生迁变的塑造。第一把尺子，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家园，在灵魂深处留下家园的印记；第二把尺子带给我们一场生活和精神的远游，给了我们远望家园的铭心刻骨的距离。这两把尺子如此深刻地留在生命的记忆中。

从留学到现在，我几乎经历了十多年“返乡之途”。从1980年代末到今天，我的艺术历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双重的回归：在思想上是从西方艺术学问向中国传统学养的回归，就作品而言是从跨媒体的形态试验向绘画直观表达的回归。这是一个“精神远游者的返乡”。其实我所做的，是希望在跨文化的远游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根源性的东西；在“中西之辩”的苦索中，逐步摆脱东方想象的阴影，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中国主体意识的文化史观，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家园中建构具有当代性和创造性的中国文化精神。

因此，在今天日益浓厚的跨文化的境域中，要重新确立对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独立的自我阐释的力量，必须找到可资重建和再造自我表叙机制的根源性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代表中国主体意识的文化史观，并以这种文化史观来勾联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建构自我本身。这个主体既不是东方想象中的那个“非西方”性的东方，也不是满足怀旧心态的僵化的历史幻象。这个主体既包涵了源远流长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又包涵了今天仍在生活之中生生不息地生成着的文化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