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画写生成为建国后国画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从1953年开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便多次组织画家到北京近郊各风景名胜点写生;1954年，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周元亮、王家本去黄山写生，6月9日，中国美协创作委员会召开“黄山写生座谈会”，参加写生活动的画家以及徐燕孙、胡佩衡、吴一舸、陈少梅等出席了会议;同年9月19日，“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在北海公园悦心殿开幕，展出了他们5月赴无锡、杭州、苏州、富春江、黄山等地所作的80幅写生作品;1955年10月23日，由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举办的“写生习作展览会”，在北海公园道宁斋开幕，展出了50多位画家一年来深入生活的写生作品115件;1955年12月21日，中国美协举行“写生习作观摩会”，其中便包括了吴镜汀、秦仲文、罗铭、陶一清等国画家，到秦岭、丰沙线和京郊红星集体农庄所作的写生作品; 1957年1月18日至2 月10日，由北京市文化局美工室举办的“写生展览会”在北海公园举行，这些写生作品反映了一年来会员下厂下乡体验生活、到基建工地和风景区写生的成果，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应该说，建国后的北京中国画界，以写生反映现实生活逐渐成为主流，伴随着大量代表新时代需求的作品被创作，国画改造也逐渐走向深入，成为新国画得以实现的基础方法之一。此后，中国画的发展主流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而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新时代，完成了艺术功能观上的根本改变。于是，伴随着此后运动迭起的年代，中国画家以满腔热情紧跟时代潮流，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工人不要计件工资等新内容，不断地成为中国画自我嬗变的题材、对象，甚至是政治图解的工具。而这一切变化得以完成，正是取决于国画写生运动带来的技术与方法上的改造。

[1] 徐悲鸿《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载王震、徐伯阳编《徐悲鸿艺术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2] 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来新国画预展以后》，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2日。

[3] 江丰，《国画改造第一步》，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5日

[4] 王朝闻，《摆脱旧风格的束缚》，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6日

[5] 徐悲鸿，《漫谈山水画》，载《新建设》1950年第1期

[6] 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载《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号

[7] 洪毅然，《论国画的改造和国画家的自觉》，载《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号

[8]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号

[9]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1950年创刊号

[10] 参见《北京中国画画家的意见》，载《美术》1957年06期

[11] 参见方增先，《斥右派分子的“中国画不科学论”》，《美术研究》1957年第4期

[12] 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载《美术》1954年08期

[13] 邱石冥，《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载《美术》1955年01期

[14] 秦仲文，《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载《美术》1955年04期

[15] 《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京开幕》，载《美术》1955年04期

[16] 胡佩衡，《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评选工作中的感想》，载《美术》1956年07期

[17] 惠孝同，《第二届全国国画展作品观感》，载《美术》1956年07期

[18] 胡佩衡，《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评选工作中的感想》，载《美术》1956年07期

[19] 正如蔡若虹在全国美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论及“国画写生”时，也有和胡佩衡相似的论调：“对于造型艺术这一专门业务来说，写生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是沿用了中国美术史上一条"师造化"的老法子，这是我们古代画家们通常走过的一条老路，是从生活中汲取形象的道路，因而也是通达现实主义的道路。可是近数十年来，有些画家不太喜欢走这条道路，它们走的是相反的一条，这就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汲取形象的道路。艺术创作的源泉就枯竭了，艺术的创造性能力就愈来愈削弱了，艺术和人民的关系就断绝了，艺术的发展就停止了;这条路决不是什么康庄大道，而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蔡若虹，《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载《美术》1955年06期)

[20] 周扬，《关于美术工作的一些意见》，载《美术》1955年07期

[21] 蔡若虹，《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载《美术》195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