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在艺术理论中，规范性理念是其核心，因为艺术史的建设本身是一种规范性事业，就是说，它追求的是有价值的目的的实现。因此，艺术活动并非简单的表现性活动，因为一个人所表现和张扬的东西可能具有负面影响，使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具有艺术意义的是，它以否定的姿态和质疑的目光构成了价值体系的一个部分。个人经验的艺术性，限于它们参与那些价值体系的程度。对于艺术实践的发展而言，规范性陈述是必要的。这种陈述，或者说对优秀艺术的想象，会影响到在具体的对于社会整体艺术实践进行描述时，什么被看作是适当的，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没有这类价值观，那所有的艺术实践也就没有了学术上和人文上的意义，从而蜕变为如“剧团下乡”这样的文化活动或者“时尚派对”这样的娱乐活动甚至是“品牌推广”这样的经济活动。

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和狂欢的时代，理论的前途和价值的建立在这个时代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但这不等于说理论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实践发展没有存在的必要，理论性并不等同于单纯价值观或者信念的陈述，它是某一观点的系统性叙说，以及为了把握它而对其背景的阐述。这种理论并非预言式的，也没必要用科学证明的事实支持它，在这里要寻找的就是体系的一致性，这个体系的一致性也就是我们如今而言的所谓“传统”。“传统”到底是什么？今日寻找传统的冲动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这我在《死人比活人有用嘛》》一文中曾概略的说过，我们的身份确立需要尊重传统，我们的实践也需要理论支撑，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中，一个脉络结构中，如前文所言，“理”是一种脉络结构。理论的缺失和哲学的混乱严重的影响着当今的艺术实践的价值判断，西方哲学绕来绕去，本来是救人的东西最终到了后现代时期，到了中国人手里却几乎变成了毒药，给人们的常识性思维乃至伦理观念制造了毫无建设性意义的巨大混乱。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沉思：什么是善的生活以及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就我们的日常常识而言，我把这类沉思称呼为生活哲学，尽管很少有哲学家会承认这种常识性沉思是哲学，但它与专业哲学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和本质上的。如果哲学和理论远离了生活的常识，那就会成为“灰色”的和无用的，理论的滥用和哲学的混乱在艺术的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产生的最极端的恶果就是造成“吾眼本明，因师乃瞎”的悲剧。

规范性理论随时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而与之不同的“描述性理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描述性理论的最好例证是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其任务是即来源于现象系统又是为了现象系统的。“发生了什么以及怎样发生的”是描述性理论所问的主要问题。在艺术实践中，艺术家要寻求的并不是对“是什么”的解释，而是力图呈现事物本身去蔽之后的本然结构。描述性理论的立脚点也是这样的。描述性理论所做的，不是为了累积起来一座理论的高塔，搭建一个宏伟的体系，而是详细的具体的去阐明当下的社会现实，洞悉当代社会各种关联，重组人们对于当今现实的各种观点。它并不是一种定则，而只是一种参考。

那么，“规范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是否完全不同呢？事实并非如此。规范性理论是由发源于描述性理论的描述性断言所支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即我们的知识结构和心智水平影响着我们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并反过来进一步塑造我们的信念系统和愿望。两种理论是互相支持互相映照相生并相克的一体。作为理论，他们是艺术实践中的构思背景和问题提出的根源，毫无疑问，艺术作为一种实践，当然是行动要比理论重要的，艺术实践是这样一个过程，它要把作者那些理念转化为与现实和自我相关的艺术想象，并呈现为一种视觉的效果和语言的形式。无论是一个文本的视觉效果还是一个立体的视觉效果，无论是一个文字语言的形式还是图形语言的形式，它们都要呈现出作者自己的对于自我和现实的理解与观念，展现它的艺术想象的内在力量。

当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能和艺术创作一样，去揭示事物和我们自身的脉络结构时，他就是“合理”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能跨越时间期限的价值，艺术批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观事物和我们自身的“脉络结构”的“表征”，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它需要来自切实的经验性，而不是使用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大词来对艺术品的特质进行语言转换和隐喻翻译。是“表征”而不是“隐喻”，是个人体验的创造而不是空洞语言的翻译，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批评的目的是提供批评者的经验，而不是提供一种假设作为经验的替代物。我们的经验不同于我们的“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理性更多的是寻找已知中趋同的内容，而艺术实践的体验却是对未知的探索。 出自个人体验和描述性理论的批评的价值就在这里：它即不是 一种艺术作品，也不是一种情绪的应激反应，而是象艺术创作一样，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表征，表征着批评者自身的“脉络结构”和被批评者的“脉络结构”，这二者的共同呈现，表征着也创造着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所共同揭示的这个艺术场域的“脉络结构”。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在《从金棕榈看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与意义判断》这篇随感中的结尾安排了一段貌似不相关的莫名其妙的故事收篇，因为那故事向读者发出了更具体的信息，进一步表征了这篇批评和那些被批评的艺术作品以及批评家所要共同揭示的艺术场域的“脉络结构”。批评要做的或应该尝试的，不是翻译存在于艺术作品中那些不可能被翻译的东西，也不是去抨击艺术场域的非合理性，而是创造关于某种环境，事件，或者对象的表征，它将为有某种程度重要性的环境，事件或者对象的诸多方面提供观点，正如当今那些有价值的“当代艺术”创作一样。

至于认为什么重要，将依赖于批评家个人对事物的脉络结构的理解，也就是依赖于他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念，但它也依赖于批评的动机和目的。比如，关注艺术创作类型的批评动机就会把批评重心放在艺术品的媒介与风格的更新上，而那些对艺术品的话语特征和环境关系问题感兴趣的批评家，自然就会对当代艺术中一些难解而激进的个案给与充分的理解和阐释，批评家面临的艺术场域是多元而复杂的，虽然要面对的批评对象各种各样，权力机制的逼诱也是如火如荼，但是没有人喜欢丧失自己的观点，如墙头芦苇一样随风摇摆，因此，批评家的价值观念和学术理路的明确和树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村上春树曾经就自己的跑步写了一本心得，名字叫《当我在谈论跑步的时候，我到底在说什么》，去年也有艺术家以作品的形式提出“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此文也套用这样的句式和思维结构来自我反省一下：

当我在谈论批评的时候，我到底在说什么？以此检测自己起心动念，言语行为的根本动机，我相信，动机和目的决定了过程和结果，只要有一个良好，内在而深远的发心和自觉承担责任的担当，再差的批评和创作也不会离谱到哪里去，当在内心冲动的时候写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我有时候就会反思自己，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会去胡思乱想？而一个画画的人为什么又要去胡说八道呢？这时候，曾看到的巴金的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总是会出现在脑海中，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对于当代艺术实践而言，“感情”和“语言”一样，是把双刃剑，这两种和艺术实践联系最紧密的微妙的东西，可以“活人”，亦可“杀人”，因此，我觉得这个经常不自觉的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声音，仿若“天启”，是对我这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的一种宽心的安慰，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