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艺术的发展和背景：

由台湾旅美著名画家刘昌汉和约翰．贝格礼共同策划的《原乡与流转：台湾三代艺术展》在列治文的开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个展览将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提高台湾当代艺术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台湾三代艺术展》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重要文化问题，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深入探讨台湾艺术的国际定位和文化特质界定成为当务之急。同时，通过对台湾文化问题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为非西方主流文化的艺术探讨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的经验—换言之，台湾的文化问题是除欧美以外的当代世界文化问题。《台湾三代艺术展》中所介绍的台湾三代艺术家令人最感动的是贯穿著他们一再出走的新思维：第一代艺术家在四八年随国民党撤退时走出大陆的政治困境后却走进了文化困境；第二代艺术家在六十年代以走向世界的方式走出了岛屿的文化困境；但是第三代却又从享有国际声誉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再次出走一一走向家园的回归。

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代表：从1895年4月l了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始，经日据时期至今，台湾逐渐成为了文化、政治、地缘、和人文多元错位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和地缘的缘故，台湾形成了既具多元的传统，又是传统性的多元型社会。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既有台湾原住民淳朴的风情,五十年日据时期的日本文化影响，一九四八年后，又有来自全中国务省的文化，食物，风俗，习惯在岛屿大汇集。自二十世纪中期起，与世界其他非欧洲主流文化一样，台湾艺术在逐渐追求和体验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与膜拜的同时，步步为营地建构自我的文化模式与平台。从而达到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

第一次出走：

出走台湾是下得已的选择，是在共产党兵临城下的唯一选择。涌进台湾不同省籍的画家与台湾本省画家和日据环境中成长的画家的面对面的碰撞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叶台湾文化的瑰丽景观。从大陆的出走至台湾，遭遇台湾文化环境的拥抱和抵制使五十年代初的台湾艺术形成了丰富而又困窘的文化环境，同时也使许多画家一时间无所适从，僵滞在历史造成的文化夹缝中。然而大多数画家，在他们所不能驾驭的文化惯性携带下，在他们原有的，习惯性的文化表现方式上继续艺术创造。在来自大陆文化，台湾本土，日据文化间形式上的雅俗鸿沟被逐渐填平。在不断陈述外省人的故事的同时，虽未能消减也未能转移二者间的对立但突破了原有的本省相对于外省的文化空间概念，衍生出多元传统，多元面貌的台湾新文化类型。

第二次出走：

台湾艺术界开亚洲进入国际当代艺坛风气之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以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的新潮画家如刘国松，萧勤等人在西方现代艺术运动式微之时，以他们深厚的东方传统和浓重的艺术”方言”给日薄西山的现代艺术运动注入了一股浸脾入肺的艺术新鲜空气。活跃在巴黎的赵无极从西方的中心地带以他的抽象山水回应了东方艺友的呼唤，东呼西应，台湾艺术家俨然为六七十年代的国际艺坛的东方代表。

这次轰轰烈烈的文化出走是对台湾文化的突围也是对西方文化的探索之旅；是将东方艺术语言国际化的破冰之旅。从七十年代起，台湾已然是融入西方文化价值的中亚洲代表，西方艺术的影响在此时的艺术创作中已从借用转而为必需。从而进一步建构当代台湾文化和艺术。良芜混杂的，走向式微的西方现代艺术形式无法包装逐渐膨胀的对地域文化认同给台湾艺术家带来的困惑。困惑中的台湾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为自己拼凑的现代台湾艺术图谱只是形式上的斑驳多彩暂时掩盖了本土文化经验上的的缺失。在文化的重新审视中，他们骤然发现这幅国际化了的新文化地图上台湾不见了；

第三次出走：

第三次出走严格的说不是出走而是回归；或是离欧归亚的出走。与很多非西方社会相同，如韩国，日本，中国，南美诸国，进入了后现代时期的台湾艺术深化了文化焦虑感。台湾的文化焦虑表现在文化认同障碍之无法超越，更表现在政治成为左右文化认同的推助力，或是多元的传统文化在后现代思潮中多元的发展迫使艺术家剪辑传统的片断鳞爪移植入西方现代艺术视觉的表像之下而达到的表面上的的文化元素搬迁而非生活经验的表述。这种表述极易陷入后现代性的一种表述的错位。在走向世界艺术的同时，在追逐世界认同的同时，也潜在地否定了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特定生活经验中所带来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及不同区域大众的审美情趣，思考方式及价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本土文化脉络，美学价值取向几乎要被彻底扬弃了。后殖民主义则体现了在民族独立与解放已经成为现实的状态下，当代艺术创作中仍然无法脱逃出文化中”等级制”的思考当艺术家将艺术作为”公共知识份子”的职责来承当时，特别具有本土文化和美学价值的艺术传统只能留给大智大慧但未受专门学院培养(或许是误导的)画家如洪通来独肩擎苍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