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转向又成为一个问题，每当艺术界中出现让艺术转向社会，而不是让艺术回到艺术，或者语言的声音，就会引起相当的敏感，其实这种敏感不是唯独于中国的现象。

把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与“中宣部”相联系也不合逻辑，因为这个机构并不存在于每个国家。如果把艺术的转向，解释为一种可以人为设定的新方向，这就关系到了存在于艺术中的“权力”，后者的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因此，如果说因为存在的“艺术霸权”，艺术就应该告别社会，那也显然不对，因为社会学，和社会学中的问题不是一个概念。就如“庸俗社会学”这个帽子式的名词，可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学问题，而绝不是某种“高贵社会学”的反义词，或社会学的代名词。

如果要质问艺术有没有方向，还不如问艺术是不是存在，因为只有存在才需要面对，你面对的就是你的走向。如果要问艺术需要不需要方向，还不如问需要不需要反思，就如行走，每走一程，就需要思考，以免于撞到南墙。

艺术家有理由怀疑、质疑艺术乃至社会的说教，也有理由确立个体的社会乃至艺术价值。以此，艺术家就能够基于自身价值秉持社会的理想，和作为思想的艺术表达。就如内格里所说：

“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否认世界的大众的本体论的空虚，而后者则确证这种空虚。前者因此也就在修辞上操作，后者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工作。前者对这种空无避而不谈，后者则饱受此空无之苦。前者把世界的舞台还原为一种美学的装饰，而后者则实践地理解世界。结果，只有革命者能够实践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与存在有着真实的联系。因为他们认出了这点，即创造这个世界的正是我们，是其所是的人类。因为它（世界）对意义的缺乏也是我们意义的缺乏，而它的空虚也就是我们的空虚。”

这里的“前者”是指向那些将艺术用于掩饰自我，乃至掩饰社会，而忽视、掩饰、回避现实的真实和严峻的现象。而艺术的介入就是对于虚拟社会，乃至虚假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不把艺术仅仅当作艺术，而是当作对于生活的表达和解释，这也就是对社会的反思。

因此，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是说艺术需要走向一种还原的、当下的、现实存在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基于每个艺术家个体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定位，是艺术家个体自觉意识的体现。作为主动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艺术是对现实，或社会的反映、干预、质疑、改造。这样的艺术不是单纯的反映论，而是主动论，它为真实的当代艺术寻求判断原则，它要确立的是作为价值判断的当代​​艺术，而不是确立作为形式主义的当代艺术。

社会学的后现代批判

说到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就特别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以及现实与艺术理论的纠缠。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家Zygmun Bauman 在其《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ity Modernity,  2002 ）中，清楚地指出，当前人们所置身的现代性形式，“现在”已意味了资本主义的质变，亦即：资本主义已经从“沉重”的（ heavy）转型到了轻的（ light），从固态的（solid）转型到流动的（fluid ）、液态的（liquid）或液化的 ( liquefied）。在Bauman 俨如第二次巨变（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历史诊断下，古典的批判理论业已失效，必须另谋他途。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变迁， Bauman 在目睹一个“旧时代”的凋萎时，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在其规范价值上不予同情，甚至对过去的已死鼓盆而歌：“那个重的／固态的／系统性的现代性，充满着极权主义的倾向。 在那个现代性的基本偶像中，正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Fordist factory ），将人类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所有的自发性和个人创造性都被禁止进入；这正是与韦伯理念型近似的科层体制（ bureaucracy ），… 正是全景监狱（ Panopticon ）… ； 正是老大哥（ Big Brother ）… ； 正是古拉格（ Gulag ）… ”。

70 年代以后，随着理性改良的凯因斯国家— 福特主义工厂的危机，整个论述氛围明确的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哈维（Harvey）同詹姆逊都以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为后现代时期的开端。资本国际化流动这一经济全球化趋势，由此成为后现代文化现象的策源。哈维发现自此以还，人们对时空的体验有了戏剧性的改变。进而言之，空间甚而可视为一种美学范畴：

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社会主义、劳工阶级运动、***这些曾经镶嵌在一起的，“重的”现代变迁动力变得相形黯淡失色，既受制于新自由主义霸权，也受到反对“国家主义”的的压迫。

崛起于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其拥护的激进自由市场对应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认识论，更建构出一种 “民萃式平等主义” 的乌托邦承诺。事实上，“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句柴契尔夫人名言，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被视为内在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由于新自由主义刻意地把 “市场-个人” 安置在 “社会（与国家）- 阶级（层）” 的对立框架中，更由市场与追求 “自由” 的措辞合而为一，成功地在道德上进行了更新与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