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与反主流：80年代以来台湾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学分析 ——兼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陈明先生、台湾廖新田先生商榷 自50年代国民党溃退台湾以来，为构建和维系对应于大陆的合法性正统中华形象，国民党一直在进行着政治、地理和文化认同的构建。至70年...
主流与反主流：80年代以来台湾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学分析
——兼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陈明先生、台湾廖新田先生商榷
自50年代国民党溃退台湾以来，为构建和维系对应于大陆的合法性正统中华形象，国民党一直在进行着政治、地理和文化认同的构建。至70年代，为一定程度实现岛内政治危机缓和与经济发展，国民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本土化”政策;然而这种本土化政策的实施，却同时产生了一项国民党政府所没意识到的发展方向。即本土化政策实施之下，构成意识形态基础之一的地理认同，开始由“中华乡土”的想象共同体转向地理性台湾时空，进而基于此认同基础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开始发生由微而显的变化。——伴随着台湾岛内社会运动的发展，一种原本出于维系和构建中华正统性意识形态的认同目标，逐渐偏离方向。在基于地理时空的本土化认同转变过程中，围绕着“主体性”和“本土性”内涵及其外延的交错，80年代的台湾社会开始萌发出一种“台湾意识”性政治文化认同。[1]这表现于台湾美术领域，即作为文化认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渐失正统性、合法性的“认同”身份，传统“国画”无法继续作为地理性台湾之上的文化认同而存在。“传统水墨”乃至“胶彩画”皆失去50年代以来的“国画”身份，代之以包含突显“台湾”身份意识在内的台湾当代艺术登场。
一、文化认同建构与台湾“文建会”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对于国民党政府所极力维护和修补的意识形态认同来说，也许就是一场危机的前兆。这一年之后，民主化呼声之下的国民党政府威权体制开始松弛，伴随着70年代以来的本土化政策的不断推进，一批党外的在野反对势力由此进入到政治体系之内。与此同时，加之本土化政策下“地理认同”的不断调适与转换，使得国民党政府基于中华正统性构建的意识形态认同，逐渐在由地理认同转化而衍生出的政治文化认同以及之间的互动中，偏离传统的中华认同方向。
1978年2月蒋经国指出：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单要使国民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同时也要使国民能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因此，我们十二项建设之中，列入文化建设一项。计画在五年之内，分区完成每一县市的文化中心。随后再推动长期性的、综合性的文化建设计画，使我们国民在精神生活上，都有良好的舒展，使中华文化在这复兴基地日益发扬光大。”[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此随着70年代末乡土运动的兴盛，基于本土化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主体性(中华正统文化)意识认同建构。1981年11月12日，考虑到全面统筹文化政策以及文化建设活动的制定和实施，国民党政府首次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性文化机构，“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其中心任务有三：(一)统筹规画国家文化建设;(二)发扬中华文化;(三)提高国民精神生活。”[3]第一任主委由人类学家陈奇禄担任。成立后的“文建会”，其第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针对正在快速消失和即将消失的人文景观和各民族工艺展开保护工作，并由此开始对《古物保存法》进行修订。1982年5月26日，在文建会的推动之下《文化资产保存法》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明文规定对于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古迹、民族艺术、民俗以及景观等必须严格加以保护。这一法令的通过和实施，一方面使得台地古迹文化有了法律保障，并得以凸显。另一方面相较于70年代中后期对日本殖民时期以及当时乡土元素的挖掘来说，这从官方法律的角度标示并凸显了“台湾本土地理性”乡土元素开始正式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来源，具有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法理身份。[4]地理(台湾本土)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二维层面认同由此在官方主导下于台湾本土社会展开。随之乡土性本土元素被愈加视为文化认同对象而加以保护。1984年2月22日，《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公布实施。这一年，台北“淡水红毛城保护计划”出台。紧接着，“板桥林家花园保护计划”(1984年)、“澎湖天后宫保护计划(1985年)”、“林安泰古厝保护计划”等古迹保护计划相继制定并实施。当然，相应于政府性传统文化认同来源的发掘与保存，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的展览展示也作为文化认同宣传而逐步展开。循此，1985年12月文建会又主办了规模庞大的“台湾地区美术发展回顾展”，欲藉此将三百年来台湾地区的美术活动状况予以系统整理与展示。从展览内容来看，对于文化传统整理保存以及文化认同的宣示意义十分明显。其主题单元包含了“薪传续火书画艺术”、“新美术运动的发轫”、“团体画会的兴起”，以及“近代美术之发展”四个单元。此次展览的举办，可谓代表了官方对于继70年代以来民间性台湾美术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官方性表态乃至推动。地理台湾之上的乡土性元素得到了官方在具体艺术实践中的再一次认可。乡土性传统元素(包括日本殖民时期的元素)正式纳入官方意识形态认同体系，并愈加与官方本土化“地理台湾”意识的地理认同、政治认同相融合。对应于此，同年5月文建会又首度主办了以“台湾摄影百年”为主题的大型史料搜集工作。其主要目的即在于：
“将台湾本土出现过的摄影家和他们的摄影思想、摄影成就;或者是台湾摄影史上曾经有过的浪潮、运动，尽全力的去发掘、探索而整理、记录出来。” [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正如影像创作与评论家黄明川所言，这“使得历史的道路豁然开朗起来，旧时代的脉络与前辈的足痕，跟著连贯到今天的时空。……”[6]换句话也即标明：“历史”(包括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认同与现时的文化认同竟取得了内在连续性与一致性，并由此获得了70年代外交失败所导致的中华想象共同体危机(政治、文化合法性正统性危机)下的根本性认同来源。在此官方意识之下，“台湾传统版画源流展”(1985年)、“中华民国传统版画艺术展”(1986年)等一系列相关展览随之相继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