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将“挪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让“挪用”具有独特的“叙事”性，并让“叙事”产生的意义与一种当代文化话语发生联系——这正是叶强作品的显著特点。

通常来说，“挪用”(appropriate)由两个基本的词源构成，“ap”源于拉丁文的“ad”，指给予的意思;“propriate”指个人拥有某物，两者结合起来，意旨将别人的某物作为己有。简要地理解，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挪用”就是指艺术家利用过去存在的图式、图像来进行艺术创作。但是，“挪用”并不同于简单的“模仿”，因为“挪用”背后涉及到艺术家深层次的意义诉求，以及创作方法背后涵盖的美学问题。

“挪用”不属于现代主义的美学范畴，从一开始出现，它就具有后现代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范式，“挪用”大致呈现为三种类型：图式的挪用，图像的挪用，文本的挪用。

叶强的作品兼具“图式挪用”与“图像挪用”的特质。在他笔下，既有中国古代墓室壁画的图式，也借鉴了文艺复兴绘画中那种独特的三维空间的图式表现方法;既有片段化的、近似于残缺的山水图像，也有各种源于《圣经》题材中的神话人物。同时，在部分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些来源于当下的新闻图像，如正在演讲的布什总统、美国的陆战士兵、伊拉克的战争场景等等。这些图像被艺术家精心地放在一个共同的画面中，使它们彼此产生某种对应关系。由于这些图式与图像在时间、空间上是错位的，因此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由此得以凸显。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即作品的叙事是片段化的、冲突的、矛盾的、多维度的。

由于这些被“挪用”的图像脱离了原初产生时的语境，抑或说背离了它们既有的上下文关系，这必然导致原图像在叙事方式上的断裂。正是由于这种断裂，叶强需要对作品中的图式、图像进行重新的“篡改”、整合、重组，使其形成一种新的叙事链。正是叙事方式的改变，一些新的意义开始从作品中彰显出来。

我们的问题是，艺术家是如何赋予“挪用”以意义的?这种新的意义能体现艺术家深层次的文化诉求吗?

Ⅱ

虽然叶强的作品具有多重的叙事性，但其主导性的意义仍是由作品内部叙事的对抗性、矛盾性、冲突性来实现的。一方面，叶强善于调动图像在视觉呈现方式上的对比关系，尽量强化东、西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经验在同一画面中产生的视觉张力;另一方面，叶强重视图像背后承载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审美观念，尽量通过图像与图像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来反映其背后深层次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当代的砥砺与对抗关系。

具体而言，叶强作品中的“叙事”性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强调叙事语境的“错位”感。譬如，在《暴雨将至》中，艺术家在“挪用”南宋艺术家马远的《踏歌图》时，却将其后的背景进行了“篡改”。马远的《踏歌图》是一幅颂扬年丰人乐、政和民安的作品，其下方的老者与儿童正踏歌而舞，整个作品弥散出一种欢快的气氛。但是，由于背景被置换成乌云密布的天空，于是，原作品中的叙事语境便发生了变异，此前那种欢快、乐观的情绪则被暴雨将至之前带给人的压抑与惶恐的气氛所代替。显然，“挪用”改变了原图像存在的上下文关系，造成了叙事语境的“错位”。

第二个特点是，强化中、西两种不同的视觉经验的对抗与冲突。同样是在《暴雨将至》这件作品中，画面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观看经验，它们彼此是矛盾的、冲突的、格格不入的。因为，马远追求的是一种“平远”的视觉呈现，这种方法更多的侧重于主体的体悟与感受，体现的是东方人一种独特的观照自然世界的方式，其背后蕴含着一种东方化的审美经验。但是，《暴雨将至》背景中的天空则是用西方的透视、三度空间的幻觉方式来完成的。于是，作品的前景与背后的天空就处于一种砥砺与对抗的状态。

实际上，为了保持这种东、西不同的视觉冲突，叶强在同一件作品中往往会根据图像自身的文化属性来选择不同的表现方法，比如在《戏水图》(2004)中，背景中的“山”基本上是由中国传统山水表现技法中的披麻皴、米点皴来完成的，而在《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2006)这件作品中，在绘制中景的图像时，艺术家就使用了传统墓室壁画中的点、染、印、罩等手法。相反，在处理一些来源于西方文化语境的图像时，艺术家使用的则是西画法，即重视图像在透视、空间、体积、块面等方面的表现与塑造。正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使叶强的作品具有极强的视觉张力，进一步强化了作品内部叙事的矛盾性与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