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就不得不谈论第二个与第三个关键词，物欲和偶像。在我看来，这两个关键词既有区别，也有分离。在概念上它们是有差异的，但在视觉领域，它们构成江衡艺术，以及与此有关的同类艺术潮流的风格原点。

物欲，加上犬儒主义与去智化，这三者共同形塑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并成为这一运动的思想背景。不管其中的个别风格有多少反抗性，也不管这一运动起源于对传统艺术样式曾经存在的有效颠覆，到了在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在经济腾飞艺术资本膨胀的刺激之下，无一例外成为物欲、犬儒主义与去智化的视觉替代品，共同书写着这一时代的整体精神病症。

但江衡的特别之处是，当他把物欲具体化时，他不仅让内心对成人社会的拒绝外化为偶像，而且，他还让这偶像带有似乎轻佻实则中性的气质。

也就是说，江衡笔下的美女，那些个瞪着媚眼、呆望前方的形象，事实上与性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江衡的美女并不性感，原因颇为简单，他的美女并不是肉体，而是一种物欲的外表，一种标准化的偶像。甚至，当江衡不断重复他的偶像时，他只是在述说一个概念，一个关于物欲与偶像的关系的概念。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以美女为偶像，却去除那一份肉体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江衡是一个标准的概念画家，而不是感性画家，表现性不是他的目标，甚至相反，消灭表现性才有助于达到他所希望表述的概念。这样，他就和表现主义划开了界限。

有意思的是，江衡的概念具有个人的感性经验，其中混杂了过多的成长风险，是滤去横流的欲望之后，所剩下的一种艳丽表象。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盯视江衡的表象，也就是那些似乎有重复嫌疑的偶像系列时，一种窥探他成长的内心隐秘的想法，就会泛滥开来。在我看来，江衡在这一表象背后，潜藏着一个少年的心理迷梦，这一迷梦可以用摆脱母体奔向父权的向往为中心线索。

我并不了解江衡的少年生活。一般而言，成长的困境与反抗，以及对成长的拒绝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我看来，还应当包括下几代人的共同问题。恰好日本卡通形象背后的那种游戏般的放纵，给予这一拒绝以视觉的合法性，得以让整整一代少男少女们寻找到了躲避成人社会入侵的机会。但是，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得以躲避的机会，实际上成长既然不可避免，人总要长大，而且总是在成人社会的规训下长大，那么，反抗就一定会演变为白日迷梦，演变为一种逃脱与出走的结合。

我敢断定，江衡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依赖。这还不是那种通常意义的肉体依赖，那种依赖是物理性的，具有荷尔蒙的气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物理性的气味到处都弥漫着，以至于让人厌烦。潇洒的江衡不会在意这种表面的东西。他刻骨铭心的，是一种曾经伴随着少年时代渐渐远去的温柔，这一温柔，肯定和他所每天面对的规训，也就是一种权力有关。

我以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成长看成是一个脱离母体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父权的体认。有意思的是，认识父权和接受规训是一致的，规训的目的是让自由之身成为约束的对象，好让父权有一个落实的载体。从这一层看，身体这似乎可以证明，脱离母体的过程，同时会留下依恋，让日渐成熟的肉身保留母体的体温。江衡也许并不完全意识到他的成长对他的形象选择的意义，但他一再把视觉停留在以少女编织而成的偶像上，就是母体残余的一种曲折显现。同时，他不让自己驻守在肉欲之中，而让母体残余，现在已经变成了的物欲偶像符号化，是希望隐藏那种无法去除的对母体的温暖回忆。同时，江衡对父权始终犹豫不定，不肯轻易把自我交给以父权为根基的成人社会。幸好他以艺术为业，这样，他就有机会通过不间断地描绘少女偶像，来抗拒父权的霸道与横蛮，以及当中所散发的嚣张气焰。从这一点看，江衡在他的形象中保持了一份似乎物欲的矜持，显然这是有其内在理由的。江衡对少女偶像的认识，本身就夹杂着一份自持，以及自持当中，无法瓦解父权的无奈。这说明江衡不是那种反抗型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对成长的回应，带有玫瑰般的色泽，带有艳丽而去除性感的歌吟。结果，江衡在长达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巩固了他对物欲偶像的崇敬，以及内里，可能连自己都无法言明的对日益远去的母体的依恋，和对父权的徘徊。这样，在新一轮的艺术运动中，江衡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实例，让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在物欲中国成人社会规训中成长的同时，竭尽全力保持一块视觉的私人领地，好让成长的残余获得形式的外表，从而维持一份精神底气，继续，尽管无望，与父权，进而与权力的进行温柔的纠缠。这一纠缠非常重要，一旦完结，就会让江衡，以及他那一代人，或者拥有与相同艺术观念的作品，失去最后一点价值。

在江衡的作品中，除了典型的大眼美女外，不断出现的另一个形象，就是飘忽的蝴蝶。江衡画蝴蝶肯定有他的含义，是物欲偶像的一个视觉说明，也是对一种飘忽情境的飘忽记忆。但是，我却觉得，这飘忽的蝴蝶却像一组象征性语句，述说着脱离母体的轻盈与面对父权的徘徊，并在徘徊当中夹杂着一丝敌意，这敌意并不浓郁，相反，也是飘忽着的，在半天升腾与坠落。或许，对江衡那一代人来说，母体与父权本身就像飘忽着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