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泳樵是生活在四川的艺术家，他从事绘画创作和绘画教学半个世纪，完成了许多精美的油画作品，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画家。但几十年中过着孤独坎坷的生活，按当代中国艺术界的情况看，他可以说是一个“物质生活贫瘠而精神生活富足”的人。

杜泳樵原名杜修安，1934年出生在四川岳池一个贫寒家庭。父母亲常年离乡在外谋生，孤单和饥饿像蜀中云雾一样，弥漫于他的童年记忆之中。但人的童年永远是由新异见闻累积的岁月，在杜泳樵的回忆里，杜家大院的老屋就是他的幼稚院：“是我不知由来的爱好 —— 满地涂鸦——的乐园”。他的绘画天赋与艰难物质条件形成对比的丰裕的阅读条件，成为照亮他幼年生活的阳光。他家阁楼上堆着大量书报杂志，其中有20世纪前期中国最著名的刊物《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每期都有好多页图片，有中外黑白照片，有彩印东西方名画。杜泳樵回忆，他常常在阁楼上翻阅书刊杂志里的画片“一遍又一遍，总也看不够，一迷进去就是半天”。绘画和看画，是他幼年最大的乐趣所在，他从那些图书杂志上看到各种图片，这对一个孤独的乡下孩子来说，简直是通向未知世界的一扇窗户。当他每天在能够到手的各种材料上涂画时，源源而出的形象除了来自乡村的自然和周边人和物的印象，图书杂志上那些见所未见的图形，极大地扩展了他的绘画想象力。

上小学时，杜泳樵就以图画课的优异成绩闻名全校，曾经给低年级代上图画课。直到十四岁那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使他激动的绘画作品——他背了一篓桔子进城去卖，在一条小街上有一扇开着的大门，他从门外看到这家堂屋门墙上挂着几幅画，画的是高山、瀑布、林木，还有花竹禽鸟。这简直是前世修来的一瞬，他丢下装柑桔的篓子，悄悄走进人家堂屋，爬上太师椅凑近看画。从未有过的视觉享受和听到主人脚步声跳下椅子仓皇逃跑的紧张心情，一直留在他心里。后来母亲带她去堂外公家，堂外公家是一个有大量书画收藏的地方，杜泳樵面对那些画，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信手涂抹与真正绘画作品之间的差异。

进入岳池县文正中学初中一年级，杜泳樵遇到了第一位绘画启蒙者——图画老师黄纯。黄老师奇特的教学方式，让这个乡下来的孩子告别信手涂鸦，开始走上漫长的绘画之途。1951年考入成都艺专，两年后艺专合并到西南美专（今四川美术学院）。进入高等美术院校，有了相对宽阔的艺术环境，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中外绘画艺术，以至于成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批判。一些有关杜泳樵的传说不胫而走，其中之一是有天夜里附近农舍失火，大家都跑去救火。第二天早上杜泳樵洗脸时感叹黑夜里火势的雄壮和火的颜色之美。经过一番转述，说成别人都去救火，杜泳樵说大火的颜色好看，竟然支起画架写生……这一类“曾参杀人”的传说，就成为批判他的有力凭据。在20世纪50-60年代，所谓“白专道路”，实际上就是对重视专业修养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概括。但杜泳樵是那种外表温和沉默而内心坚毅执着的人，而且他拥有一张“保命金牌”——出身贫下中农。这使那些批判的组织者只能给他加上“白专道路”的帽子，而未能将他逼入绝境。此后一生中，外界的力量未能迫使他改变生活初衷。

西南美专学习和任教初期，奠定了杜泳樵坚实的绘画基本素养。艰苦的环境没有阻碍他锤炼绘画感觉的努力，例如他经常在暗黑局促的住屋里挥笔作画，还认为这种作画方式“锻炼了我在暗光下画色彩的能力”！实际上，如果能够得到更好的条件，他的艺术才华一定会更早更好地得到发扬。

从美术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看，他在色彩、造型能力方面的提高，与当时青年一代对俄罗斯和苏联美术的研究有关。学习苏联美术，是50 年代中国美术教学的“主旋律”，这对杜泳樵艺术风格的形成留下很深影响。1955年，各地美术院校选送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员。尽管从专业水平看，杜泳樵是西南美专理想的培养对象，但由于政治表现欠佳，他根本无法进入选送提名之列。对于具有优异艺术禀赋的杜泳樵而言，吸引他的不是俄苏美术的题材、构思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是它的抒情性的人文色彩与形式感觉——这两方面，俄苏绘画绝对优于当时的中国绘画。

1956年他从西南美专毕业，分配工作之日，当宣布杜泳樵留校任教时，会场竞响起热烈掌声。可知早在青年时期，即使被视为白专典型，杜泳樵的艺术才华已为关心艺术的师生所共认。成为教师之后，杜泳樵尽心尽力地教课，辅导学生。所有曾经接受过他的指导，观看和学习过他的作画的学生，都深受他优雅艺术风格和虔诚治艺态度的启发。不少学生以他为学习绘画的“偶像”，在年轻学子中流传着一些虽然带有稚气，但颇说明问题的隽语：“杜泳樵，就是色彩”；“杜泳樵来了，色彩就来了；杜泳樵一走，色彩也就走了”……整个50年代，杜泳樵和别人一样，除了教学，大部分时间为完成宣传时政精神的创作任务而忙碌。但即使在那些工作中，绘画的形式和色彩，始终不曾离开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视野。从他早期的油画、水彩画和版画作品中，可以追寻到他迤逦前行的足迹。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杜泳樵和三十几个教师被学校下放到白云山，在那里度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困难时期”。饥饿和劳累拖垮了他的身体。虽然他从饿殍行列间幸运地回到人世，但从此成为四川美院的老病号。文革中期患上肝炎，为购买食品，打算变卖他家最值钱的东西——使用多年的画箱……生活的艰难与创造的丰饶如影随形，在他生命道路上形成奇特的对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的高潮期，他仍然去写生，仍然在画面上琢磨“灰调子”。他被分派去画革命大批判专栏的宣传画，仍然一心追求画面色彩、笔触效果，校内外学生闻讯来看。到大批判专栏贴出后，他的画很快就被裁下偷走，工宣队曾将此按“破坏革命大批判”的反革命事件调查。即使如此，杜泳樵画的宣传画继续被人“偷走”——事后方知那是被仰慕杜泳樵艺术的年轻人“偷走”收藏起来了，在当时的学生中间，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70年代先后去铜梁农场和资阳工厂劳动，开门办学，他也不放弃画画的机会。文革十年，给他最大的打击是他的作品的毁灭——他选出最满意的代表作，交给妹妹代他保藏。谁能料到无辜的妹妹被抄家，他的绘画作品被视为“四旧”全部遭毁，这使他悲痛欲绝，以至于想到自杀。文革后期批“黑画”，杜泳樵又成为批判对象。组织批“黑画”的学生从他家抬走整箱画作，60年代的所有作品一扫而空。中年时期的接连两次婚变，在情感伤痛之外，绘画作品的丧失对它是另一种无法弥补的打击。到社会政治形势逐渐缓和的时候，他的境况依然十分拮据，得到一块像样的画布，也会给他意外的欣喜。人们说苦难出诗人，但对于造型艺术来说，必须依仗相应的物质条件方能生成和存在。以杜泳樵的才能和勤奋，本该有更多佳作传世，可惜人们再一次目睹物质的困窘侵蚀到精神产品的生命，艺术家的才华被艰难时世压抑和限制。

文化大革命收场后，杜泳樵的境况好转，他的艺术成就逐渐为四川美术学院以外的人们所知。但他看到，被主流媒体和国家美术馆承认、收藏的作品“不能代表我的绘画品格，但真正能代表我的作品又根本不可能受到重视”。 他对新环境的适应相当有限，风起云涌的艺术浪潮和市场浪潮都不曾使他激动。我无从猜想他是否有过“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之类的念头，但到了1989年，杜泳樵毅然迁离喧闹的城市，到长江南岸的南山定居。今天的重庆南山，已经成为熙熙攘攘的旅游景区。十多年前南山顶上却是一派清冷孤寂。但正是在远离尘嚣的山间，杜泳樵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他的艺术思考和绘画实验。熟悉杜泳樵的人认为卜居南山四年，是他绘画新风格酝酿和转折的契机。与离群索居南山类似的事变，是他皈依佛法。早在1979年，他就开始学佛，1991、1993年在妻子的陪伴下，杜泳樵从南山往成都昭觉寺和绵竹汉旺香山寺、云雾寺礼拜高僧。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内心境界的转向，他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