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话语与身份的问题

韩：那么，在编辑新图鉴的过程中，您对近三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整体上有什么看法呢?

鲁：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后，我感到，近三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看，更多的艺术家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提出很有意义的文化问题与观念问题，然后再寻找相关的艺术符号进行智慧性的表达;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别艺术家的创作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更注重的是从作品的新媒材、新风格入手，较为重视当代艺术的形式因素，而忽视对思想与观念的表达，这很令人遗憾。第二，还有些作品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手法上，都有直接摹仿西方当代艺术的痕迹，很明显是产生于所谓的“书本效应”与“画册效应”。第三，有些艺术家虽然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与文化问题是从中国现实中提炼出来的，但艺术手法却是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直接性模仿。可以说，后二点不仅使一些作品缺乏原创性，没有自己的语言状态也导致了艺术家身份的缺失。很值得大家注意。

韩：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认为，虽然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体发展上十分健康，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即其思想资源也好，视觉资源也好，更多借鉴的是西方当代艺术，这意味着一些艺术家仍然是在西方当代艺术的框架内进行创作。因此，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如何从中国本位出发去有效合理地借鉴西方当代艺术，还是我们应该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鲁：西方当代艺术其实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自然发展的结果，有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而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都与西方并不一样，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把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与手法移植到中国，而应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去积极地寻找问题、符号和言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在西方当代艺术面前，一直充当学生的角色，现在这样的情况应该结束了。不过，我们在强调这一问题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防范狭隘的民族主义——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即一些人在反西方中心主义时却忽视了中国现实与文化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有人赞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对抗具有普世价值的某些思想观念。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强调要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反抗，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对第三世界自身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很重要。当然，就反抗西方文化霸权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建构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韩：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鲁：艺术话语的创造并不纯粹是形式的问题。努济曾经说过：“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人们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转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176页)我认为，如果简单直接地挪用西方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一方面无法真切地表达我们对于现实的体验与对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很难为中国观众所理解。例如，博伊斯在他的装置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毛毡——据有关资料介绍，二战时有很多德国人把毛毡裹在身上，结果得以存活下来，因此这种媒材在德国文化中的上下文中包含着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一点，也盲目地去用毛毡，就不可能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另外，由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语言被广泛借用，不仅使世界当代艺术中出现了一体化的现象，即艺术的新殖民现象，而且使一些第三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被控制起来了，这肯定是很可悲的事。

韩：在这样的前提下，东方艺术家只能制造西方需要的东方艺术。所以，在艺术话语的运用上，我们更应该强调本土身份特征，应该说，这实质上牵扯到了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将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吗?

鲁：的确是这样。从全球来看，当代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多元、宽容和平等。作为非西方中心国家的艺术家，在艺术的表达中，强调差异，不但能有效地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即用我们自己的喉咙发音，而且能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当然，我们在强调与西方的差异时，也要强调与过去的差异。以防止任何形式的文化自恋。赵力先生在一篇采访中介绍了英国大收藏家萨奇夫人的一段谈话。她说，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并没有自己的语言状态，基本上是在跟着西方走，这样的作品是缺乏长久生命力的。她期待具有中国精神与语言状态的作品。我觉得她说得很好。其实，当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简单采用西方当代艺术的话语方式时，他关注什么，表现什么，甚至怎么进行思考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所以也无法进行终极的、个性化的表达。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而积极地介入中国现实和历史才是发现并创造具有中国特点语言方式的必经之路。一部艺术史证明，特定的艺术语言总是与特定的艺术观念互为表里的。没有独特的语言状态，所谓观念与问题不过是子虚乌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