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的“焦墨山水”，有着多元的文脉来源，极为通俗，却又极为高妙奥赜。在本质上，他的“焦墨山水”画法，是古今中外精英艺术在较高文化层面上整合的产物。这是艺坛大手笔的具体表现，非一般浅尝辄止者所能比拟。故探讨张仃“焦墨山水”的文脉来源及其价值指向，对中国画的未来发展而言，显得意义极为重大。

一

张仃，笔名它山。1917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医巫闾山下(原籍黑山县芳山镇)。他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后来参加了东北军，成为张作霖部队的一名文官。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所以，很难对张仃又什么影响，但他母亲却心灵手巧，第一次把艺术的种子撒在了张仃幼小的心灵上。张仃的母亲是位农村妇女，对民间艺术有着极高的素养。张仃至今还记得，母亲在自己儿时红肚兜上绣的“百子莲”图案。他还清楚地记得，逢年过节，母亲用馍馍捏成的各式各样神采生动的小动物，以及他家门帘上绣的《宝鸭穿莲》、窗户上贴的《喜鹊登梅》等刺绣和窗花。这些童年的印象，无形中影响了张仃先生此后的审美心理。

受母亲影响，幼年时，张仃最感兴趣的是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在他的家乡，逢年过节都要赶庙会，热闹非常，扭秧歌的，耍龙灯的，踩高跷的，应有尽有。每当这种场合，张仃便挤到人群里观看。街道两旁的摊床上摆着农人自己制作的各式各样的民间工艺品，如儿童玩具，木版年画，祭神用的门神、财神、灶王登，这些妙趣横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品，对童年张仃的心灵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在他后来漫长的艺术实践中，他一直酷爱民间艺术，并且不断地从中汲取着营养。

民间艺术的熏陶，使张仃自幼即对绘画抱有浓厚兴趣。他上小学后，学校里挂着孔子、孟子、关公和岳飞像，老师见他很有绘画才能，便叫他画这些文圣人和武圣人像。这是最初的鼓励。这样的鼓励奠定了张仃先生从此后一生的人生道路。

张仃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正逢“九•一八”事变。不久，他流亡到北京，并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奠定了初步的绘画基础。在学生时代，因对日本侵略罪行愤怒及对社会弊端不满，他开始以漫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针砭时弊，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张仃至上海，仍以漫画创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张仃是我国最早的一代漫画家。自北京学生时代以漫画形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及针砭社会弊端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继续从事漫画创作，曾在《上海泼克》等漫画杂志发表作品。他的漫画曾受哥弗罗卑斯和张光宇画风的影响，后来在长期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其漫画创作造型夸张、线条简练、讽刺尖锐。长期的漫画创作实践，使艺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艺术理念逐渐积淀在张仃先生的艺术思维深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理念(即艺术的道德建设与服务社会的理念)，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着张仃先生此后的艺术观念及其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取向。

1938年，张仃到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任教。在此期间，除创作年画、漫画和宣传画外，他开始对陕北丰富多彩、质朴率真的民间艺术品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通过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加上他幼年在家乡受到的民间文化熏陶，更加深了他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体认。幼年及其延安时期的生活经历，表面上看似乎与张仃晚年在“焦墨山水”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关系不大，但实质上，这样的民间文化素养与他20世纪50年代的水墨写生经验，经他的审美判断而结合在一起，并融会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之后，他就又条件把这样的文化意识作为一种主导型的强势文化来把握，并以此去面对世界性的现代绘画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仃的“焦墨山水”，其精神价值及其文化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1949年以后，张仃任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此时，战乱结束，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再次使近代发展起来的“新写实”传统得到更高水平的展示，1954年，他与李可染、罗铭到南方各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写生。他们用毛笔、宣纸、水墨直接描绘真实山水，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写生，一方面能够继承、弘扬传统绘画“师造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将近代西方“写实”技法和精神融入到新型中国画的表现形态之中，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与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的做法不仅拓展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语言，而且还为中国画服务新时代起到带头作用。嗣后，他们三人曾在北京联合举办国画写生画展，对整个中国画的推陈出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6年，由国家委派去法国访问，并结识了毕加索。由于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任教时期，张仃曾对陕北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国收集、整理和研究，所以，他到法国结识毕加索之后，突然发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图像，与中国民间一书中的超越时空的想象及其充满浪漫色彩的象征意味，有着某种“不同而和”式的亲密与吻合，于是，回国不久，他即试探着画了一批具有“立体主义”意味的静物和北京胡同中的街景生活。如《静物》、《玩具》、《公鸡》、《夏日——北京门洞》、《北方堂屋》、《农家灶间》等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极“前卫”特征，已然显现出立足世界视觉文化前端，借鉴“立体主义”和“表现艺术”等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明显征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画作，在借鉴“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法并应用于水墨表现之时，已经使具有“超时空”意味的“立体主义”手法，还原为以“我心为造”为特征的，且具有“道法自然”式的美感的形式了。从古自今，凡中国古代优秀的画家，无不是思想界的尖端人物。甚至，用我们现在的画来说，都是极超前的前卫人物。而这些“前卫的尖端人物”，无不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此期的绘画中，张仃显然已经极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国学真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嗣后张仃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画画坛泰斗，是与他的这种“立足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精英”情结是息息相关的。

在张仃的艺术道路上，1978年受命主持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一事意义重大。这一年，张仃带领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师生，为新落成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创作壁画，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开山之举。他设计的《哪吒闹海》，以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几乎使“闹海”这一民间典故，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几十年来，张仃先生作为中国最高艺术院校的领导，曾一方面积极参与各式各样的与艺术有关的科研、教学登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包括为促进国际美术交流多次出国访问)，同时，还抽实践进行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丰富的阅历、见识的广泛，以及不断的学习进取，使张仃先生终于在经过“十年动乱”磨砺之后，以“焦墨山水”形式绽放除了绚烂的学术花朵。

至此，可以认为张仃先生的“焦墨山水”，若仅从其笔法、章法、布局方面看，除去艺术本体语言的修为，还可以认为是他在领导岗位总结除的一系列经验的变现。此外，其以中国山水画基本图式规律构成的“焦墨山水”之中，也还由于蕴涵了诸如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登原理和手法，而使其具有了令“中国山水画基本图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得以高扬和重建的特征。

综观张仃先生的艺术道路，创作实践多种多样，路子宽广，其中西结合、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虽极具现代性，但并不迷失于立足民族文化本位这一方向。概而言之，张仃先生的艺术成就主要有漫画、装饰画和新中国画三个方面，而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素养和造诣，互相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他以高屋建瓴方式锻造的“胶墨山水”。

仅以张仃先生的“装饰画”为例，在装饰画当面，毫无疑问，张仃同样充分显示了他特有的才华。无论是单幅创作或书刊插画，还是室内装饰或动画片、封面和邮票设计等，他都有令人叹服的创造。有激情、有生活、有理想，是张仃装饰画创作的最基本的风格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后来在他的“焦墨山水”中，也有着突出的显现。一言以蔽之，至少，他的“焦墨山水”在与人们私人空间的墙面，或与公共空间的环境协调与融合无间方面，其装饰画方面的造诣，也部分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潜在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