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大时代都是危机四伏的末世。新的精神、希望和生命要求空气、阳光、自由，要求灵性与神恩。既定的旧世界声称自己已经代表并穷尽了天地间的真理，两者之间的冲突于是构成时代嬗递演变的动力。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良善与邪恶之间的差异，常在于形式、手段和作品。从托勒密到哥白尼，从凯撒到戈尔巴乔夫，人类的选择其实只有两类：权威与自由，物质横行与精神优先。

中国始终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未止步，近十代人在一个半世纪彷徨求索堪称文明史上的奇观。可悲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认证物质与精神辩证平衡的历史法则，压倒性的力量和趋势始终呈现着权力、金钱、欲望对精神、道德、天理的胜利。

某种宿命般的整体主义、大帝国冲动和权力拜物教一直笼罩在亚细亚。所有的光环荣耀成就都被一个或潜伏或崛起或凸露的利维坦怪兽所独占，所有的权利、意志和创造性都窒息于一种天宪式的禁忌里，剩下的除了全盘世俗的现代迷狂，就是动物般的沉默。

于是，全世界都惊愕地看到，地球最大生命共同体在经历了最惨烈的血腥乌托邦幻灭后，又奇迹一样地拥有了膨胀无度的财富。最有眼光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考证，这种史所空前的物质性暴发，对这个庞大人群，对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一代人时间里以几何级数迅猛发达的新兴超级大国，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世界的祸端。

特别令人忧虑不已的是，物质力量和财富规模的高速聚集，并非现代自由、民主、多元、人权和宪政以及基本人性和文明范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是秦始皇大一统、成吉思汗军事鞑靼主义和义和团－红卫兵民族沙文主义的大杂烩。它的尚未展示的后果之一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大帝国前景的诱惑与胁持下，中国的趋势，已难于以任何既有历史哲学予以分析。
中国很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史和现代化历程的例外者。

西方经由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引领世界达五百年之久。先是欧洲，接下来是美国把现代化的范式、制度、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准则乃至可能把人类送抵彼岸、也可能将世界拖入深渊的各种理论、思想和主义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其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战可能性确实显示出西方整体文明的巨大悖论和全局性危机。

西方的希望在于，由于基督教－希腊文明对神－魔、天堂－地狱、现世－彼岸、罪恶－拯救二元世界和两级终结的预设、阐发和实践，始终存在并保持着彼此依存、抗衡、辩证轮替的能力。事实上，西方在对世界历史形态与永恒精神的内在关系上，始终领先于中国。当下中国几乎所有领域，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到社会观念、审美、价值取向，都是对西方文明的刺激式反应。在西方文明太阳的覆照下，我们实在并无任何值得一提的发明。最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始终罔顾西方文明的神髓：精神与物质二元世界的辩证共存。

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牛顿、康德、爱因斯坦，没有荷马、但丁、雨果、托尔斯泰，没有伏尔泰、洛克、杰菲逊、韦伯，没有达•芬奇、米开朗基洛、贝多芬、莫扎特，没有列宾、苏里科夫、索尔仁尼琴……，西方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将是何其黯澹可悲的图景。两千多年来，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与层出不穷的暴君、征服者、阴谋家、宗教大法官、希特勒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相对峙相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不断为文明奠基的哲学泰斗、科学大师、艺术天才和文学宗师们，与前者共同构成了一幅最直观最富启示性的文明图景：深邃幽暗苍茫无垠的夜空中，群星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