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市场》系列之《果咖》

2010年6月16日在宋庄美术馆，名为“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的大型个展开幕。当日下午，以“摄影在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宋庄美术馆报告厅进行。到场的嘉宾中有非常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社会学者以及历史学者，从中足以看出王久良的摄影计划在摄影界乃至社会文化界都激起了不小的涟漪。近日，作为本次个展的策展人鲍昆先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阐释“王久良现象”的……

媒体：能否简述一下在影像历史上以摄影家的身份参与社会工作并最终对政府决策起到影响的例子?

鲍昆：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最早的应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间的美国摄影师雅各布·里斯。里斯以报纸记者的身份拍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他在1890年发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是反映纽约贫民窟生活的真实记录，对后来纽约市政府相关政策向贫民倾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摄影师刘易斯·海因上世纪初在美国童工委员会工作。他拍摄了很多当时美国企业雇佣童工的情况，反映了这些未成年人为了生活就要从事劳动的艰苦生活他的摄影，有力的支持了美国童工委员会的工作，为政府制定童工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金·史密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日本的滨海渔村水俣拍摄渔民汞中毒的惨剧，他的影像在世界公布后，给了一直争取自己权利的水俣村民巨大的支持，最后导致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污染。

中国的解海龙的事迹大家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摄影让多少失学的儿童走进了学堂，希望工程就是因解海龙的摄影而真正启动的。

媒体：对于王久良的摄影方式，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钦佩，作为策展人，请谈谈您对他以及他的摄影计划的评价吧

鲍昆：自解海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希望工程摄影以后，也有许多摄影家以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的改良运动，像赵铁林、卢广等。王久良是近些年来以摄影积极参与社会的一个很成功的案例。王久良是一个在他同时代年轻人中一个十分有思想的人。他出身艰苦，但却没有沾染现在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的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他没有随波逐流地以进入画廊商业市场为荣，也没有整天寻思着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他最兴奋的是能否做出真正的艺术，后期更是以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为责任。在现在一片浮躁的拜金主义和名利场世俗中，王久良显得卓尔不群。就是因为他这个品质，让我从认识他的那一刻起，就愿意尽自己的所能协助他。我现在庆幸的是没有看错人。在这个项目进行中，他饱尝了拮据和艰辛，但他都凭着坚定的理想顽强地挺了过去，这在现今的年轻艺术家中是非常少见的。最关键的是，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在未来能够发财致富的个人事业。他心中还有许多未来要实施的计划，都是涉及我们未来社会走向和公众生活的大选题。我虽然支持他的社会意识，但我也知道他本来是一有着丰富艺术感觉的艺术家，所以也希望他未来还能在纯艺术领域有所作为。目前他这个计划只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后续的纪录片还在进行中，希望他能够成功。

媒体：用镜头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有很多，失学儿童、农民工、残疾或是疾病的群体等等都曾经被关注到，您认为在这一类的纪实或者称报道摄影的群体中王久良的作品取得如此大的反响的原因是什么呢?

鲍昆：你说的情况没错，这些年做以上那些报道摄影的人很多。但是许多摄影师在做这些选题时往往是从类型化的影像艺术风格兴趣出发，而不是真正从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改良的意愿出发，甚至一度有些人只是考虑这种类型的照片容易被西方图片商购买。这导致了他们的摄影过于强调影像趣味，而不能深入的形成可供研究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王久良其实和以上这些毫无关系，那些积习对他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影响。他本来是一个做艺术的，所以一进入就是新的影像意识。他很清楚这个项目是需要规模性的影像才能形成力量的。他一开始就使用了全球卫星定位的GPS数据，就是为了给影像增加实证性。所以他的这批作品有很强的观念色彩，既是纪实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他作品的强烈现实性是引起公众和传媒注意的根本原因，他所揭示的问题也是目前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被注意是必然的。

另外，目前艺术展览多如牛毛，让一个展览怎样有效地传播也当然是一门学问。它需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来展出公布，对此我们的策划应该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作品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