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念碑作为公共艺术，大多属于命题创作，这件雕塑也同样如此。余积勇历经两年的激烈竞标，最终胜出，获得了这座纪念碑的创作机会。其实，公共艺术的命题创作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首先，必须切题。艺术创造在内容上难免会被种种不妥协的要求框住、限制住，艺术家须紧紧地围绕着命题进行创造。其次，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必须在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与大众审美趣味之间找到平衡点。艺术家眼中的艺术性高的东西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而公共空间是属于大众的，只有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公共空间，为此，公共艺术创造在形式上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无可动摇的限制，那就是必须照顾大众趣味。第三，新的作品还必须不落俗套，要有所创新。这三重要求和限制无疑会大大压缩艺术家个人的自由创作空间。
换言之，这座纪念碑在余积勇还没有开始创作之前就已经被套上了三根“紧箍咒”——切合命题、大众趣味、不落俗套。在古代社会，这类创作也许只要让皇帝或几位达官贵人满意就算大功告成了。可是在现代社会，一座置于公共空间的市政雕塑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必须让各有关政府部门的各个环节都能够认可才行。五卅运动纪念碑就是这类要“过五关斩六将”、在“夹缝中”诞生的作品。余积勇从参与第一次设计投标算起，先后花费了6年时间，终于使这件作品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矗立在上海市中心区域，若将这件作品称之为当时国内艺术界的一个奇迹亦不算过言吧。平心而论，这件雕塑作品确实从切题、公众感觉和形式创新三个方面都找到了平衡点，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纪念碑雕塑的一个典范之作。
关于这座五卅运动纪念碑，余积勇还提到了一个让我饶有兴趣的话题。他曾在博客里写道：“国内有些建筑师认为我的作品，现树立在上海南京路九江路地铁广场的《五卅运动纪念碑》是抄袭弗兰克·盖瑞的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造型……后来，他们查了资料发现原来搞错了!!!……
我设计《五卅运动纪念碑》是上世纪80年代，84年参加第一轮设计投标，86年进入第二轮，最终于86年年底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实施方案，于1990年5月30日建成。而弗兰克·盖瑞设计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受西班牙毕尔巴鄂市政府的邀请于1991年开始设计，并于1997年建成。因此从时间上来看不可能是我抄袭了他的作品，反而有可能是他抄袭了我的作品。不过，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比我的《五卅运动纪念碑》体量大得多，而且弗兰克·盖瑞的名气也比我大得多……我也懒得去考证了。”
我认为无须考证(也不可能考证)盖瑞是否受到了余积勇五卅运动纪念碑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学术界和专利业界不管你是否知道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有一点类同就得按日期排序，前者被视为创造者、后者则被视为仿效者，抄袭还是没抄袭在这里不成为议题;然而，艺术有些不同，在艺术上，抄袭还是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宽阔的模糊地带。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难想象在当今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弗兰克·盖瑞的设计团队会不知道在中国上海的这座五卅运动纪念碑?!在艺术创造中受到他人的影响是常有的事情，只是一个外国艺术家受到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好像还鲜有听说，在那些已经被欧美强势文化洗过脑的国人眼中，但凡出现中外艺术作品存在相似之处时，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人抄袭了外国人的，余积勇的上海五卅运动纪念碑与弗兰克·盖瑞的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案例也不例外。
我曾长期生活在国外，不免常遇到此类哭笑不得的事情，深感切肤之痛。譬如，在聚会上，当外国艺术家知道你是中国艺术家时，常常会出于恭维或礼貌说中国的宋代绘画如何如何伟大，东方的古代文明如何如何辉煌，抑或他们受到了日本书法什么样的影响(可笑之极!书法源于中国!)，当今的中国艺术家似乎根本不存在。我可以同情这些老外的孤陋寡闻，但可悲的是许多国人的脑子也被洗换成了西方至上的价值复印机。不是吗?中国大地上的几乎所有标志性现代建筑均出于西方艺术家、设计师之手，国家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首都机场、……浦东机场、上海大剧院、环球金融中心……!就连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也是美国设计家设计的!民间资本的建筑就更不用说了，马上就要竣工的位于上海浦东的喜马拉雅艺术中心也是出于日本建筑家矶崎新之手，当今这种艺术界的西方化现象令人瞠目结舌、惨不忍睹。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曾饱受老外的歧视，我们的官员、开发商们一旦有权有能力进行政府及企业采购，便要过一下扬眉吐气之瘾、雪一下近百年来的穷困之耻，不惜成本大肆购买老外们的设计方案?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海纳百川、胸襟开阔?也许仅仅是放大了的个人的名牌趣味?不管怎么说，从采购结果上看，他们的脑子确实被“洋人”洗过了。殊不知，那一座座老外设计的豪华建筑其实都是一个个中国设计家、艺术家的坟墓，它们葬送了中国设计家和公共艺术家的创造发展机会。
余积勇和盖瑞的案例是一个值得放大、值得令人思索的实例。这个实例至少告诉我们，当代中国人已经在影响着西方人，不管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
余积勇在成功地完成了五卅运动纪念碑作品之后，为了寻求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创作自由，辞去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上海油雕院的职位，自己创立了公司，希望在广阔的公共雕塑领域能够大展宏图。他一干就是20年，可能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社会做了多少雕塑。我曾经问过余积勇，在这么多的雕塑里，哪些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告诉了我几个作品的地点，其中，有一个近期的新作品位于上海世博会法国馆对面的草地上，叫做“石语”。这件雕塑让我感受到了与五卅运动纪念碑不同的境界与发想。 “石语”跟五卅运动纪念碑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石语”虽然位于世博会园区内，但显然不是命题创作，因而这件雕塑在整体氛围上比五卅运动纪念碑轻松了不少。
这件雕塑的外表形状呈现为一根长长的圆柱，好似从绿色的草地里破土而出、直向蓝天，柱子的表面有着许多大小不一、被压扁了的圆形，自下而上随着柱子的上升，这些圆形渐渐恢复了本来的圆的形状，圆形的表面像镜子一样光亮，反射出柱子周围的环境，更多地是反射出了辽阔的天空。这件“石语”雕塑作品的说明文是这样写的：“以球体的聚集形成一个蓬勃向上的圆柱体，表现团结、聚拢、互融、生长。表面切割成平面抛光或镜面效果，形成与外部交流的边界，反映了与大千世界的互动。整件作品象征了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以为，这件“石语”雕塑作品不仅仅具有上述的含义，余积勇在这件雕塑上还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因为艺术家之所以要创作抽象作品，其实是要给予观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引发观者更多的感受，作品不过是一个启动观者想象的发动机或方向盘。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的抽象性愈强，给予观者的想象空间就愈广，能够欣赏其作品的人也就愈多。
这件“石语”作品无疑会让人产生非常丰富的联想，刻在题名牌上的解说文字仅仅是作品多种读法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这种读法往往更接近于政府的官方读法。观者在此地触景而生的联想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联想到春天的竹笋、雄性生殖器、石油钻井的钻头等等，均不足为怪。抽象作品如果能令人浮想联翩，在我看来就意味着作品的成功。不成功的作品是难以引起观者的想象的，至少会限制观者的想象，最糟糕的作品是观者由此而产生出极为平庸的想象。
余积勇的这件“石语”雕塑作品和他的五卅运动纪念碑相比较，由于创作的自由度大了许多，因而作品给予人们的想象空间自然也大了许多。相比之下，五卅运动纪念碑雄壮正气，但同时又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肃感，让观众感觉没有太多对话的余地，作品以己为中心，面向观众单向叙述着;而“石语”就大不一样了，亲切、自然、平易近人，观众可以这样看、那样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立场、感受中得出不同的叙述内容，可以因人而异引起不同的联想。如果说五卅运动纪念碑是单向的“扬声器”的话，石语就是双向的可交谈的“生命体”。后者更接近于雕塑家自由创作的境界，也更接近纯粹的艺术。
余积勇还有许多作品都属于这类自由创作，其持续创作时间比较长的是一组叫做绳结的系列作品，还有一组以♂♀男女符号为主题的雕塑系列作品，这两组作品也可以视为姐妹系列。前者把打结的绳子接头作为表现主题，时而缠绵交织着，时而规则挺拔;后者由于符号的意义已经带有非常明确的含义，让人更容易联想到性、联想到男女的多姿。这两个系列虽然都属于个人创作风格较强的作品，但仍然被允许作为公共雕塑矗立在公共空间里。不过，余积勇最近创作的一组更大胆的雕塑作品似乎就在挑战公众趣味了，他自己将这组作品称之为“置换”，譬如，把罗丹的思想者的人头“置换” 为猪头等等，据说这件人物置换作品在某次公共雕塑艺术展中遭到了组展方的拒绝，这也是意想之中的事情吧。
纵观余积勇这20年来的艺术历程，从命题严肃的成名作“五卅运动纪念碑”，到非命题创作但公共性很强的“石语”，从个人风格较强且形式优美的公共艺术作品“绳结系列”、“男女符号系列”到挑战公众趣味的“置换”作品，我感到余积勇似乎在逐渐地转型，转向自由、转向个人、转向纯艺术。
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我他目前比较迷茫，也许大家难以想象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怎么会感到迷茫?我想，我能够理解。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在自由创作与非自由创作之间，哪怕自由创作无法获得任何功名与利益，也要选择自由创作之路。可以说，自由创作是真正艺术家的理想，余积勇的迷茫也许就来自于这个理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