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画人体

1985年6月，当“新潮美术”涌动波澜时，周思聪在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办了一次个展。她在前言中写道：在我身旁，那些起步高的年轻竞技者们正迈开天足，奋力向前开拓不似之似的广阔天地，从平庸走向自由之路。我宁愿做个步履蹒跚的初学者，也不愿像拉磨的驴子在踏得稀烂的轨道上盘旋。

“85新潮”震撼了中年画家，有的急起趋新，有的固守旧地。周思聪为潮势推动，并不随波逐流。她明确宣布宁可做“初学者”，也不做成熟的“拉磨驴”，但她又坚决不取急功近利的态度。这一年，美院中国画系请她教人体课，探索就从人体画开始，这是周思聪平生第二次画人体，感到新鲜而无拘束。她的方式极为简单：用铅笔、圆珠笔、卡片纸，像画速写那样对着模特儿创作。

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些不经意的探索性速写，大为青年学子所珍视，流传开去，竞一度成为许多人体画的风格范本。她回顾说：“当时觉得，把人体画准确已意义不大，便想画味道。”一语道破关键!近代中国的人体画教学(乃至创作)一向是把准确(形、色、结构)视为鹄的，新时期以来，许多画家开始冲决这一“规范”。周思聪这批作品，就是冲决出来、把人体艺术推向新层面的突出成果之一。

这些人体画追求的“味道”，一是造型的风格性，二是寓于形式风格中的意蕴，恰是人体艺术最本质的东西。为此，周思聪大大夸张了模特儿的宽、厚和质重感，但没有失控而流于漫画化。她寻求着质朴甚至粗糙的美感，绝不典雅化或甜俗化，宁笨重勿玲珑，宁拙稚勿巧媚，宁丑而勿俊美。

她极力捕捉最富生活化的姿态和角度，避开模特儿的习惯动作和矜持态度，强化她们的自然状态，突出生命变化在形体上留下的痕迹。看完这批作品，可以获得一个突出的感觉，即造型、笔线、姿态都吐露着生命历程的沉重与苦涩，这和周思聪整个上世纪80年代作品的审美基调是一致的。

人体艺术的最大特质是剥掉衣衫，裸呈肉体。剥掉了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衣衫，作为社会角色的人的表征就模糊了。其次，裸呈肉体意味着扯去遮羞布，袒露出人的性征——这常常和创作者、观赏者的爱欲意识发生联系。禁欲主义者、道德家要禁绝它，低级俗文艺、挑逗性的商品宣传要利用它，激烈的反封建战士和纵欲主义者要张扬光大它，出发点和目的各不同，但都与袒露性征有关。

“人体艺术显示肉体的最终价值不是满足爱欲，乃通过爱欲观照喻示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意义，而精神的显现总是以巧妙地淡化官能刺激为代价的”。[注]周思聪人体作品的首要价值，就是它们通过艺术处理和风格化的形式超越了官能刺激而直抵精神领域，其社会角色特征虽也模糊，却又由生命经历形成的体形、体态特征得到了强调。这强调不仅揭示了流逝着的生命状态，也暗示了生命流逝的意义以及这种流逝的不可挽回的悲剧性。

1985年的人体作品正可视为新探索的触角。正当举步之际，风湿病摧残了画家的健康，她的艺术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浸剥。

渴望自然

在长达5年的治病、养病，足不能出户、手难以握管的境况中，周思聪并没有完全停止作画。她未曾忘怀彝族女子的举止劳作之姿，一俟稍好就在小幅上描绘她们。漫长的病卧把她和蓝天、树林隔离了，她渴望重返大自然。她开始驱动变了形的指关节把笔画荷，画风雨小屋，画山水小景。勾勒困难，就点染、泼墨；运思费力，就随机而作。物质生命的困境迫使她寻求精神生命的寄托。她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求助于上帝，而只能求助于传统文化创造的“上天”——自然和自然美。

她最喜欢荷。古人云：“游莫美于春台，花莫盛于芙蓉。”荷向以娇艳的芳容和高洁的姿质为人激赏，历代画荷的名家不可胜数。但对周思聪来说，风格形式的出新已非中心课题，她只需将自己投入，把苦寂的灵魂放进去。笔力和气势不是主要追求的，墨色和情调才是落意之处。花少叶多，晴荷少雨荷多；不见“红莲沉醉白莲酣”的盛境，不乏“月晓风清欲坠时”的忧寂。

浮萍淡如泪痕，残荷恍似乱云。轻淡的墨色又飘忽又迟滞，忽而晕开，忽而收敛；泼墨中微加矾水，又以破墨参之。淋漓微茫中，时见梗茎交互，折落参差，蕴动着生机。她有时又用赭石用五彩画荷，熔写意笔法与没骨运色为一炉，在纷披陆离中显示情韵。病中的纷乱心绪一旦凝集于生机勃勃的自然，就会得到静谧和安歇。但这静中有动，投入自然的情意仍是微妙复杂的，对人生的思味咀嚼在荷花中继续着，且增加了一层秋雾般抒情的忧郁。

凋残和生机、寂寞和热情、愁思和喜悦交织在一起，融化成墨、色、景、象。这是单纯而丰富、直抒心曲而不沾杂质的美。画家的创造力仍处在高峰情境里。

山水小景比起荷花来更荒寒些，也更有力些。阴云弥漫，鲜有人迹。偶见暮雨中的小屋，夜色中的黑岫，疾风中的寒林。它们大都是信手挥写，兴尽便止，意在过程，不求十分的完整，正是荷花作品的补充和延续。

纵观周思聪的绘画艺术，其变化似可概括为由单纯的颂美到复杂的抒发，由描绘事件人物到描绘人生感受，由遵循时代性的写实模式到相对自由的表现，由个性的遮蔽到个性的敞开与投入。《矿工图》是变化的过渡期，彝族女子系列与荷花图为升华阶段。她目前仍处在这一开放闭合过程的升华期中。

周思聪属于在封闭时期成长、到中年才欣逢开放环境的画家，即上不如老一代更“传统”、下不如新一代更“现代”的一代人。但她是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天资好，功力扎实，情性笃诚，思想比较开放。

在这风云变幻的10年中，她追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巨变，但没有急刹车和急转弯，没有个人风格进程中的大断裂和大跳跃，没有生吞活剥的模仿和自我意识的过分膨胀。她审慎地改革自己所熟悉的水墨写实传统，坚持心物一致的古典原则；她借鉴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表现派传统，小心地和现代诸流派保持着距离；她扬弃了徐悲鸿学派重形似而轻韵味和笔墨的毛病，继承发扬了其重写生、关心人生命运的优点；她发挥了中年艺术家所特有的优势——人生经历多曲、多苦，并把它作为自己艺术的内在根据。

她始终是真诚和虔诚的(包括70年代的作品)，也始终没有失掉自信和自尊；她不好虚名，甘于寂寞；她虽不是勇敢的弄潮儿和无畏的拓荒者，却始终在前行的潮流之中，并不断从青年一代身上汲取有益的东西。对艺术创作来说，这也许是最切实的革新态度和方式之一。

就风格而言，她已历经三变：以《人民和总理》为代表的写实风格，以《矿工图》为代表的表现风格，以《落木萧萧》为代表的抒情风格。《矿工图》式的表现风格与早期写实风格有着较多的联系，其大体写实的造型和时空分割的结构还有些不够统一，群像人物之间还缺乏某种内在的有机性——这使得整个作品的风格还欠成熟。但《矿工图》沉郁激愤的主调是强烈的，有力地传达了画家的正义感和人道精神。

彝族女子系列与荷花图都可列入抒情风格，它们质朴、孤寂、隽秀，内含着深挚与温馨。它们有种说不出的动人韵致，又毫无搔首弄姿的俗媚气。情调美，内含着生命活力，又透出一种苦味，画家对人生的咀嚼正在这些作品中。这诸种特色，似乎接近于周思聪的个性与气质，因此风格也最成熟而和谐。

周思聪作品的一大特质是格调高。如果说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式，艺术格调便是对这种态度和把握方式的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可以勉强说风格无优劣(假设都是有个性的风格)，却必须承认格调有高下。具体言之，格调是透过形式风格、语言和技巧运用折射出来的人格价值——寓于美中的真与善的程度，业已形式化、物质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国艺术里，格调是判定雅俗优劣和最终价值的主要尺度。

周思聪的绘画，尤其是《矿工图》以后的作品，没有一点使人痛苦的张扬跋扈、装腔作势和低俗委靡，其质朴朴，其气清清，正和她的朴实、真诚、正直、执著的人品相表里。高格调，这是当代中国画艺术多么需要、又多么缺乏的啊!

周思聪初步恢复了健康，我们期待于她的是对80年代的超越：一个新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她关注着时代，思忖着人生，创造激情依然撞击着心扉。绚烂已归平淡，但忧心未歇，诗思必丰!

1990年9月20日 原载《周思聪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