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们，在困难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为继承和弘扬民族绘画遗产，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奋力拼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山水、花鸟、人物各个领域，均有突破性的拓展，其中尤以人物画的创新历程最为曲折、艰巨，果实也最为丰硕。这是因为明清时期人物画一蹶不振，直到清末民初任伯年力挽狂澜，出现生机。后经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倡导结合中西，引进西画造型，提倡写生，创建新体，打开了新局面。但是，如何使中国画人物画接续民族传统本源，发挥笔墨语言特别是线造型的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气派，是当代艺术家们面临的迫切课题。南北艺术家们都在苦苦探索，从不同的侧面试图有所突破。其中，崛起于50-60年代的浙派人物画家们的努力，引人注目。基于面向现实生活的艺术理念，在中西融合大潮的推动下，吸收西画素描造型结构，运用传统写意花鸟画的笔墨，使两者有机结合，创造了既富有时代感和革新精神，又具有丰富笔墨技巧和情趣的人物形象，在全国画界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人物画朝着更加关注承继传统精神和技巧的方向，迈开坚实的步伐。

在浙派人物画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方增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创作成就突出，而且个人的艺术历程跨度最长，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最多、最深入。回顾和总结方增先几十年的艺术道路，对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画已取得的成果和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思考和研究中国画人物画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有益。

方增先(1931-)出生在物产丰饶、有人文传统的浙江浦阳江畔的农家。自幼受曾是小学老师、爱读书的父亲与爱绘事的母亲的熏陶，也受乡间文艺活动的影响，钟情诗文、丹青。由于历史机遇，他在1949年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专进入绘画系学习。1953年毕业后转入本院研究生班学习油画一年，之后分配到新创办的彩墨画系任教。

可以想像，解放初期人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浓厚的学习氛围，对来自农村、渴望求知的方增先是有何等的新鲜，又是有何等的吸引力。他大口地吸吮着这里的新鲜空气，热情地投入学校组织的师生深入生活的活动，努力学习以素描造型为基础的绘画技能。像当时我国所有美术学院一样，杭州国立艺专(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教学是中西融合性的，基本理念是用西画的造型改造或改良中国画。笔墨造型的国画没有从一般性的绘画科目中独立出来，主流观念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认为只要掌握了素描造型的功力，便能从事一切绘画创作。当有识之士以反潮流的精神主张自成体系的传统中国画需要按自身的规律传承和发扬时，中国画学科才开始获得独立的地位，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中国画要真正扎根于传统，发挥它应有的艺术品质和魅力，并具有时代特色，更有漫长的探索之路要走。原来学习油画的方增先，正是在这个艰难的变革过程中走上中国画创作之路的。他从朦胧的状态起步，逐渐走向自觉。那时，学院里的三种艺术观念在影响着他的追求：延安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林风眠力倡的结合中西、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艺术主张、潘天寿坚守文人画传统与西画拉开距离的思想。而临驾于这三种艺术主张之上的，是大家繁荣中国美术的强烈愿望与理想。初出茅芦、没有成府之见的方增先，得益于学院内各学派老师的教诲与引导，在确立以生活为源泉、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工农兵形象方向的同时，开始重视中国画特有的表现语言。他在掌握了坚实的素描造型功力之后，有机会到敦煌等地对古代绘画遗产进行临摹与考察，更得益于在上海拜师著名花鸟画家王个簃和向其他诸名家的热心指导。从此，他更认真地注意提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全面修养，勤奋地练习书法，研究古代诗词，努力提高笔墨功力，并学习任伯年的人物画技巧，开始探讨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经过刻苦的磨练，使他在毕业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便创作出中国画《粒粒皆辛苦》(1955年)而一举成名，使他坚定地走上了中国人物画主题创作的道路。1964年《说红书》的问世，更鲜明地表现出他的艺术追求和确立了他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位置。

《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的出现决非偶然，它是在方增先许多写生人物基础上深入探索的成果。他的写生人物从运用明暗法的素描造型转移到关注形体结构，而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又有从“认识结构”到“记忆结构”的飞跃。他领悟到，中国画的造型原理是基于记忆结构，因此形象生动、浑然一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注意笔法的浑厚，加重造型语言的厚度。他从追求造型的真实生动到讲究用笔墨创造富有神韵的形象，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粒粒皆辛苦》中的老农形象并非是某个真实人物的写生，而是依据作者长期积累的对农民的认识塑造出来的。

创作于1964年的《说红书》是一幅有众多人物的画作，此画六易其稿，反复推敲，最后作者虽仍不尽满意，但发表之后在画界和观众中产生很大反响，不仅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也被视作浙派人物画风格最成熟的作品。它之所以受到如此评价，不仅因为构思巧妙与人物形象刻画生动，而且展示出新的“画法”，是他运用结构素描理念和方法，用笔墨完成的佳作。作者采用了典型的浙派没骨与线条相结合方法，糅合了各种笔触，造型、笔墨、色彩，语言简练而丰富。这幅画是在中国画界从注重作品题材、从关心“画什么”开始转向关心“怎么画”，以及探讨人物画突破素描造型创建笔墨造型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引领中国画人物画革新思潮的作品之一。

《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在写实造型中吸收了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技法，较充分地发挥了线的造型作用，赋予形象以神韵和生动感，在徐悲鸿、蒋兆和写实人物画的基础上向民族传统方向迈出了难得的一步。此时，北方写实流派的中国画也在探索新的途径，早期颇受赵望云影响的黄胄，深入生活，吸收民族传统艺术营养，将造型准确、流畅的速写与笔墨相结合，创造表现现实生活的人物画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但因为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异，南北画家突破的方面稍有区别。在写实人物画中更多关注笔墨的重任，落在了以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家们身上。这是时代赋予的任命，这是一代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集体无意识巧妙结合的结晶。对此，方增先有精辟的分析。他说：“所有的成绩，首先决定于历史和地域，因为没有解放后提出写实人物画的课题，没有江南地区文化的积淀，不可能有对中国画特有的水墨情结。而潘天寿等一大批老师的教导，同事、同行的一起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方增先在艺术上的第一搏，是他创作历程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