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界历来关心建立个人风格面貌这个问题，不过不少人似乎有这样的认识：一个画家若要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便要固守和加以完善。在这种认识后面，有对个人艺术风格予以肯定的积极因素，也多少反映了“一招鲜，吃遍天”保守观点。在中国画人物画革新进程中迈开雄健步伐、取得卓越成绩的方增先，是稳定地守护自己的艺术风格面貌，还是冒失败的风险，继续走探索之路，也是经过他反复思考和激烈思想斗争的。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探索的步伐，即使在文革期间。1972年，他在深入生活基础上创作的力作《艳阳天》插图，虽然是《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风格特征的继续，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尝试，例如三十多幅连续性构图中随着时空的变化出现的不同气氛用各种水墨技法来加以处理;又例如这期间他画的一些人物写生，在造形允许的条件开始试验线和一部分形体适当脱离原型的技法。而对于当时迈出的这一小步，方增先十分珍惜，说它是文革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继续研究、试验的内容。

文革风暴之后，改革开放初期，方增先迎着美术界拨乱反正、批判题材中心论、讲究形式美的大潮，做过不少有益的试验。他认为，含有唯美成分、注重形式美感思潮的流行，是“文革后美术界的第一波冲击。”这段时期他创作的不少小品，如《牧牛》、《《傣人舞》等，适当运用夸张变形和虚拟手法，语言有别于早期的纯写实风格。而这种夸张变形以至有些怪诞美感的形式风格，在他为鲁迅小说《孔乙已》创作的连环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固然是适应文学原作内容需要而为，但也表明这位写实高手在前进的过程中的某种反思和再学习过程，以便迈出更大的前进步伐。此时，他还临摹传统山水向古人求教，还运用没骨法、白描、积墨法创造古今人物形象。尤其是白描，他倾心研究与试验，创造了被人们称之为“方氏白描”的新技法，笔力凝练沉着，又有文人笔法的情趣与意韵。他的这些种种试验，都是为了探寻写实人物画的拓展之路，探寻人物画水墨造型更具传统审美的品格和趣味。

应该说，这是方增先绘画创作具有过渡性质的第二个阶段。

80年代中期和下半期，方增先的艺术创作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冲击：汹涌而来的带有明显西化性质的“85新潮”和之后随即而来的对“中西融合”的反思与向传统方向的回归。具有开放意识和广阔胸襟的他，抱着学习和研究的态度面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现象，从中获得观念、技巧的启发和借鉴。他担任上海美术馆长之后，积极推动筹办上海国际双年展，并对各种前卫思潮有清晰的分析，可以说态度从容而游刃有余。可是“回归传统”的思潮，却给他带来一些烦恼。新时期文化界对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和中西融合潮流的批评，不可能不波及到美术领域，使人们发出对中国画运用素描造型质疑的声音，何况这种声音早在几十年前就包含在他尊敬的潘天寿先生发表的“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的言论中。从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人们对走过的一段道路的再思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西画素描造型引进之前，中国画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悠久历史，不采用素描法中国画人物画能否能有新的崛起，这是每一位有民族文化意识的中国画家不可能不思考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北方的黄胄、周思聪、卢沉等杰出的人物画家，也同样为这一问题所困扰，他们也在自己的写实造型中更加关注笔墨写意性。从艺术家个人来，不断否定自我、寻找新的高度，也是符合艺术创造原理之举。有辨证思维的方增先，似乎通过这一暂短的“苦恼”和思考，进一步廓清了自己的认识：西画素描是一种造型手段，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经过适当改造运用到国画的水墨语言体系中，增加民族绘画的光彩，是中国人广阔胸怀和睿智的表现，也是传统绘画的创新之举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画传统在发展中逐渐完善，它是流动着的，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当然，更深入地研究传统人物画的审美观念、发掘其表现手段和训练方法，并有效地诉诸于艺术教育和创作，也肯定是通向创新的重要途径，这还有待于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总之，方增先的这一反思没有阻断他一以贯之的艺术目标：创造有中国民族气派的人物画。随着他任上海美术馆长后艺术活动的不断扩展，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本质有新的体悟，以及受西方现代设计和构成艺术的启发，使他大大增长了修养和胆识，手脚也就更加放开了。可以这样说，在《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作品的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一位才华横溢的学院画家的气质，稳健、文质彬彬，而从他《帐蓬里的笑声》(1984)、《母亲》(1989)及《家乡板凳龙》(2002)等作品中，却表现出画家激情奔放的豪迈气度。尤其描写藏族母子形象的《母亲》，写实的形隐没在巨大的岩石的形体之中，犷放而又沉稳、雄伟。这一艺术构思的产生，来自他从法国一公园中一座大型雕塑唤起的他多年深入藏区创作草原女人形象的回忆，也是他长期生活积累和艺术语言探索的成果。《母亲》一画有大的形的观念，但离开了具体写实的形，作者着力于通过母亲的动势与向远方眺望的眼神，表现在烈风中哺育的藏族母亲对孩子的呵护和对其前程期盼。人物形象夸张变形而有度，笔墨自由驰骋而有节制，既有鲜明的整体感，又有耐人寻味的细节，平中求奇，气象、格调不凡，显示出大家的品貌。它受到业界人士的高度评奖，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银奖，也被授予齐白石艺术基金会奖。

这是方增先艺术历程中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也是他在创作上再一次搏击的成果。

方增先是一位善于思考、勤于深入探究问题的艺术家，他之所以在浙派人物画家中脱颖而出、创建与北方人物画派相异而又有革新面貌的风格，之所以在艺术上不断有创新成就，除了他的天分、好学和勤奋之外，还与他兼有激情与理智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他敏于直观感受，但思维缜密、富有理性色彩，善于不断向自己发问和挑战。他努力把自己的实践心得和体会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和总结，例如他的“结构素描”学术成果，便是他多年教学与创作经验的理论结晶。他也是在浙派中教学成果最丰硕的艺术家。

方增先是一位身体瘦弱而创造力旺盛的艺术家，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创作许多精彩小品的同时，仍然时有大幅佳作问世。他的绘画风格日益沉雄犷放，语言日益浑厚苍润，传达出充足的人文精神和仁爱情怀，他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活跃于当今画坛。

方增先的艺术历程和成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艺术家一切有价值的创新，必须要以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为已任，以深厚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修养为基础。方增先为中国画人物画的革新锲而不舍地上下求索的精神和取得的累累硕果，将载入中国艺术史册。他和同道们开辟的探索与创新之路，正在由一代代新人不断延伸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