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以来，与蜂拥而至的现代文艺思潮逆向而行，吴长江先后近30次前往青藏高原游历、考察和写生。在他心目中，与那些舶来的抽象理念和五花八门的形式游戏相比，寥廓、沉雄、博大的高原，古朴、粗犷的藏民以及他们充满信仰的生活不啻为一部巨大的圣典，从中可以寻找到“属于画家自己的灵魂”和“属于自己的西藏精神的表达语言。”[1]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灵魂”和“语言”更重要呢?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吴长江对青藏高原保持着只有朝圣者才有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对这部圣典保持着只有殉道者才有的恒久不变的阅读姿态。

30年后，我们惊诧地发现，苦行僧般地坚守，不仅使吴长江的创作方式具有令人赞叹的唯一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在岁月的磨砺中已内化为精神与技艺的修炼，由此而获得的馈赠也几乎是唯一的：匍匐于高原大地上的绘画实践，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追求达到了高度一致，艺术家的灵魂在充满藏民朴静生命气息的画面上得到了确认。“寻找自己的灵魂”同“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不分彼此地贯穿了吴长江30年的艺术生涯，并结晶为他坚固的艺术观。更为令人欣悦的是，这一艺术观连同它积累的经验，在民族文艺复兴的召唤下，竟奇迹般地成长为“中国气派”这一时代主题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形中，它甚至就是这一主题本身。

一、中国气派：吴长江的艺术观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重要性”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优异表现，一场悄然酝酿于文化界、知识界的革命也不期而至。其突出表征是，不论是激进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将中国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就归结为本土文化的优秀。在西学思潮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界，这一观点无疑具有革命性价值，它不容置疑地标示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大转向——由清浅的西学启蒙转向具有历史深度和现实意义的中国文艺的伟大复兴。美术界只有少数智慧的心灵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吴长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在思潮翻涌、乱云飞渡岁月中磨砺出的内省式的性格及反思能力，使他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意识到，在解构、批判、颠覆、破坏、反讽的艺术浪潮之后，一个立足于本土文化根基，重建具有民族精神和中国气派艺术价值体系的时代即将来临。吴长江将这一趋势的历史合法性表述为“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中国美术在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性文化选择。”[2]令人困惑的是，当处在历史拐点上的中国美术迫切需要新艺术观来作为行进的坐标时，理论界、批评界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漠与困顿，似乎整体性地丧失了回应时代新趋势的能力。在这个尴尬的背景上，吴长江提出的建设“中国气派”的构想几乎可被视为唯一的思想成果了。在“中国气派”的构建中，吴长江虽不是哲学家，却以思辩的方式赋予这一命题以理性的阐释框架，并以丰厚的创作实践和历史经验作为它的来源和支点，因而，即便是心生质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从一开始，“中国气派”就不是过度激情所包裹的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是书斋中狂想与虚构的产物，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战略视野的前瞻性艺术观，正因为如此，它才有资格作为一面旗帜在中国美术的上空猎猎作响。

从根源上追索，我们很快会发现，“中国气派”是以吴长江所累积的大量的艺术经验为基础的，是吴长江艺术实践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从原点、从独特性感受、从丰厚的艺术实践出发的观念，因而，它虽然气象博大，但绝不浮夸或超重。若干年前，在川、甘、藏交界地区写生时，吴长江就非常强调艺术的“原点”意识：“不能脱离一个基本点——你是何处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中国美术始终不能脱离中国普通人、大众生活之需。中国文化艺术有自己发展的传统与脉络，具有民族精神的，才能独立于世界。中国美术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选择与特色。”[3]从原点开始，人民、大地、泥土的气息、苍凉的高原、圣洁的雪山、悠扬的天籁之声以及弥漫在森林中的晨雾，便无一例外地成为吴长江艺术经验中最为古朴的元素，也成为他的造型、线条和色彩的基本来源。在相当长时间内，在吴长江那里，积久弥醇的艺术经验与“中国气派”观念之间仅需要一根哲理化的纽带和一个历史机遇。因此，当吴长江在2000年后提出“中国气派”这一概念时，一切都显得瓜熟蒂落了。依托于丰饶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艺术实践，“中国气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个气血丰盈、真实可感的新艺术观。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气派”又是不折不扣的忧患意识的产物。近30年来，当许多批评家、艺术家以“进步”、“创新”、“全球化”来积极评价席卷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时，吴长江却在其进步的外表下看到它的另一个面孔：作为强势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和价值置换本性。由此，吴长江惊栗地发现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双重断裂：其价值取向与民族文化精神的断裂，其形态与中国人当代精神表达之间的断裂。在沉思的宁静中，吴长江清晰地倾听到中国当代美术内部尖锐地划过的断裂之声，他不禁问道：断裂、压抑、依附以及四处泛滥的犬儒主义难道就是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主题词?巨大的忧患意识必然产生相应的思想成果——它由一系列的反思、自省和自救方案所组成，最终被归结为中国当代美术主体与价值观的建构，而对这一建构最为准确的命名便是“中国气派”。在吴长江看来，由此构建的全新的文化主体，不仅重申了一种与西方和而不同价值观的存在，而且还将以此重塑中国当代美术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唯有如此，中国当代美术才能在西方强势文化播撒的神学迷雾中破空而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气派”的另一个维度，即它的历史维度。作为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吴长江在当代美术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历史学的清醒。正是这一品质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传统的文化大国而言，“中国气派”只有根植于历史丰厚的土壤中，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历史深度、现实高度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在大量疏证、考据和研究之后，吴长江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为“中国气派”提供了四个传承有序，价值、语言上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即以和谐、气韵、心象、意境、冲淡等为核心的古典主义传统;晚明以来以世俗性、图像性为特征的近现代美术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与感时忧世的救赎性文化传统;新中国以现实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化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在当代美术领域，还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概念拥有如此博大，如此丰富的历史含量。我们不妨想象，一旦这些价值、经验在当下语境中被唤醒，被激活，那么，它们将在实践领域带来一场多么壮观的文艺复兴运动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气派”的历史属性是向着现实而生的。

作为新艺术观，“中国气派”充满了动态性。对它做全面的理论阐释，目前尚力不能及，对其要点作一些概括性描述，还不算谵妄。大体上，“中国气派”可以从五个方面去理解：1、核心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体系，建构具有民族精神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评判和价值体系”[4];2，文化内涵：“它是中国艺术家在作品中体现的精神层面上的综合特征，是一种源于中国人内心的大气磅礴的文化气象”[5];3，审美话语体系：以中国美术的泛文化性、诗意性、超越性审美观为核心，重构中国当代美术的语言与表意体系;4，文化战略：“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同时并举。博采中西，横融中外，以拿来、移植、融合等方式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直是中国美术最突出的特征，但同时，以“送去主义”的方式使中国美术价值观具有普世性意义，也是“中国气派”的题中之义。5，人民性。对中国现代美术而言，现代性即人民性。一种新的价值观只有通过人民这个巨大的消费主体转化为社会性价值，它才能成立。

以上的描述虽然粗糙，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强悍而智慧心灵的述说，虽然它是时隐时现的。读至奥秘处，忽有猝然醒转之感：从更深处着眼，“中国气派”不正是中国当代美术全面回归民族文化本位的宣言吗?作为一个现代游子，中国美术百余年来在价值皈依上始终摇摆不定。也许，只有在一个国家强盛的时代，在一个民族文艺复兴的历史大趋势中，它才能完成一次历史性的终极回归，并以此开拓出无愧于时代、历史、人民和国家的伟大功绩——这也许是吴长江内心的全部希冀，又何尝不是中国当代美术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