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墨先生仙逝已经一年了，可是他亲切地面容仍在眼前，他爽朗的笑声仍在耳旁，他真的走了吗?我至今仍然不能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与翟墨先生相识相知相处长达26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师长，更是我的挚友。他是对我的学术人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学术成长过程中他对我的提携，还体现在他的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睿智开明的学术思想对我的熏染。斯人已逝，而他等身的著作及其传达的思想观念永远留在人间、留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我与翟墨先生年龄相差20岁，算得上是忘年交。1983年，当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时年22岁。那时包括翟墨先生在内被称为“78学人”的新时期第一批美术史论研究生也刚毕业两年，正当年富力强，均已成为美术研究所的学术骨干。我们都居住、生活并工作在北京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院里，他们大多住在前院临时搭建的简易楼，我则住在后院那座著名的“九十九间半”第二层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单位的同事，一个院子里住着，更加上在院里食堂同一个锅里吃饭，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晚饭后和周末闲暇时，彼此之间经常会串串门，聊聊天。住在简易楼上的诸位前辈中我去得最多的是翟墨先生家。其他前辈也都待人热忱，但在我总感到他们多有严肃气质。而翟墨先生对我总是和颜悦色，丝毫没有长辈的架子，令我倍感亲切。

第一次走进他家，就看到墙壁上贴着一个书有“每日千字”的条幅，这是他一生勤奋治学的座右铭。自1978年成为王朝闻首届硕士研究生并开始从事美术研究，31年时间，他出版个人著作18部(平均每两年便有一部著作面世)，发表评论文章近千篇，主编著作10种80余部，他在美术界无疑是工作最勤奋、学术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没有其他任何业余爱好，治学和写作是翟墨先生的唯一兴趣。在我看来，工作刻苦、笔耕不辍既是他取得如此丰硕研究成果的首要条件，也是毁坏他身体健康、导致他过早离世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我国知识分子物质生活条件的稍有改善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而在此之前，生活的艰苦与工作的劳累使得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早逝的群体。翟墨先生长年承担着高负荷脑力劳动，而疏于身体保养，以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病魔的侵袭。当他于2008年上半年因身体极度不适而住院并查出胃癌的时候，我得知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翟墨先生是累病的。作为一个学者，68岁的翟墨先生正处于学术生命的盛期，以他的智慧和积累，如果更长寿些，他该会给我们创造出多少优秀学术成果啊!

在刚刚认识翟墨先生的时候，他就鼓励我，让我树立“一本书主义”理想。要知道，我那时刚出校门，尚未进入学术的门槛和研究的行列，写书出书对于我而言几乎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他的鼓励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事实上，翟墨先生不仅从精神上激励我，而且为我打通人脉，创造学术发展条件。我的第一、第二本书的出版就得益于他的介绍和举荐。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后学，这样的提携是何等宝贵。我迄今已出版了十几本书，这与翟墨先生的帮助密切相关。多年来，我还和翟墨先生合作主编出版了四套丛书，分别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20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12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西方后现代艺术流派书系”(12 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2008年)和“艺术东西丛书”(1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5年)。这些丛书的选题论证、分册设置和作者人选主要由我负责，而出版计划的落实主要是他的功劳。另外，出于对翟墨先生学问学识的尊重，四套丛书的前言我都请他执笔撰写。

在我国美术史论界，翟墨先生文笔之优美是有口皆碑的，事实上，翟墨先生首先是一位诗人，早在1976年，亦即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之前，他就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在电视尚未普及的1984年，翟墨先生以《啊，火的冰!》为代表的系列美学散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广播连续播出两年之久，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他甚至收到过数百封听众和读者来信。1988年他的第一本诗化美学文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被《书讯报》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十佳书籍之一，他再次收到了五百余封读者来信。翟墨先生的美学和美术理论著述改变了“理论是灰色的”这一定见，他总是以强烈的诗情和细腻的感受来辨析枯涩深奥的理论命题，将抽象的理性思维与生动的情感表达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诗式的学术文体。他写道：

我的实践和实验是冰炭同炉之恋——做火的冰的人，写火的冰的文;将诗情之火与理性之冰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机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既痴情于对诗的缱绻又执着于对论的绸缪。

既在诗的波浪里游泳又在论的崎岖中登攀。

我认为，诗是一切艺术和理论的灵魂，而散文诗是自由度更大涵容量更高的诗。

我认为，好的理论文章也应洋溢着论者的思维快感，凝结着作者的生命激情。它绝非只会梳史料辫子和对概念积木者所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