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4日的上午，北京郊区农村里的一间屋子里的中央站着一位年轻人，他的周围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西方记者以及两位来自英国的重要人物——Gilbert Prorsch 和George Passmore，在Pink Floyd的音乐The Wall的弥漫下，人们看到年轻人凝视天花板，他用手抚摸天花板，手指伸入裂缝，渐渐，红色的液体从天花板里流出，液体顺着手臂流到他的身上，那情景显然给人一种印象：是鲜血染红了身体，联系到The Wall的主题与旋律的感染，人们愿意认为这是一出充满压抑与悲情的戏剧。我们不能判断吉尔伯特和乔治 ( Gilbert Prorsch,1943— ，and George Passmore，1942— )对这位昨天才认识的中国年轻人的行为有什么理解，但是，这对著名的英国同性恋艺术家对“血液”的流淌、简陋甚至肮脏的环境以及年轻人仿佛晕倒的情境的直接印象一定会帮助他们体会眼前行为的大致含义：本能的、直接的、没有过多害羞的、悲剧性的——不管这个悲剧的含义是否属于假设。所以，早于1977年就放弃了活动雕塑表演行为的英国艺术家对艺术家说：谢谢您!

事实上，直到这个时候，作为湖北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马六明(1969— )才从武汉到北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初夏，春天就到了北京的同学曾梵志(1964— )和另一个老乡到北京火车站接到马六明，马被安排在东四环的一个农村住下来。“(当时)就带了一个牛仔包，就只有一些换洗衣服，什么都没有。房东准备了一个小床，其他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曾梵志请大家吃饭，就跟着去喝酒，喝到晚上，一个人回去都担心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加上喝了酒晕的，隐隐约约的，当时被子都没有，曾梵志拿床被子给我，抱着被子就上“面的”回去了，就这样在东村定下来了。”直到这个时候，马六明还不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

1993年，马六明已经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两年，从1991到1993年是湖北的“波普”艺术产生影响的时期，从珠海画院调致湖北工学院的王广义(1957— )正在武汉引导放弃“大灵魂”的波普艺术。不过，对于在学校读书的马六明来说，正是一种职业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吸引着他的注意，他从本能上和之前接受的现代主义信息中，就向往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生活，这样，从珠海来到武汉的王广义成为一个最近的范例，何况这时王广义因85’时期的影响以及艺术家圈子里的传闻已经是被人关注的对象：

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是广义对我们湖北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艺术，另一方面是在艺术态度上。因为以前其实是没有见过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见到的是老师，不是职业艺术家。那时候，没听说过哪个老师去租工作室，他却租了个工作室画画，中午他常到我们学校食堂吃饭，经常看到他，我们有时候跟魏光庆和他一起吃饭、聊天，就这样子。下午4点钟广义从幼儿园接孩子回家，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艺术家很职业的那种，觉得艺术家就应该是这样的，每天应该要创作。

这已经是即将毕业的时候，事实上，马六明很早就在同样喜欢绘画的哥哥的帮助下学习画画。马六明是在黄石的煤矿环境中长大的。在父亲于1984年去世后，艺术上他主要接受的是哥哥马慧明的帮助与支持。1987年，马六明成为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生，同学中有以后受到普遍关注的曾梵志。非常有帮助的是，很早就与自己的哥哥共同学习绘画的魏光庆(1962— )这时已经是马六明的老师，这样，一开始，马六明就没有受到类似像中央美术学院那样的严格的正统教学的禁锢：“我跟魏光庆始终是有渊源的，因为我们都是煤炭子第，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的美术小组学习，我们的绘画老师都是蔡二和老师。魏光庆有时候就在我们家画画，那时候我很小就在旁边窜。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他已考上浙美。”

魏光庆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在这所有现代主义历史的学校，魏很快就接受了正在发生这的现代主义运动。可以想象，当他毕业之后分配在湖北美术学院之后，他开始与那些对现代主义感兴趣的老师和艺术家在武汉发展现代主义：

我是81年开始学画，初一，考大学之前，那个时候是‘85新潮， ’85新潮那个时候得到的一些信息都是魏光庆回来说的，我记得他还学劳申伯(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做了个软雕塑，那个时候就跟着看啊什么的。巧在我考上湖美油画系的时候，魏光庆正好又教我，他和方少华教我4年，所以我们这个班在整个学校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是两个年轻老师，而且也都喜欢现代艺术，所以相对很自由。

被称之为“‘85美术”的现代主义潮流是中国年轻的艺术家悉数揽尽西方现代主义风格的艺术运动，所有50年代出生的敏感的艺术家已经熟悉了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直至超现实主义的语汇。然而，这正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甚嚣尘上的时期，所以，1985年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劳申伯艺术，已经开始将中国的现代主义引向后现代主义，在马六明进入湖北美术学院的这一年，政治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事实上已经标志着现代主义运动的结束，只是到了1989年的6月，那些现代主义者才从之前现代主义检阅性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展”(Avant-garde)的混乱与迷狂中清醒下来。无论如何，作为朋友的老师的教导与现代主义的现实已经告诉作为即将毕业的学生的马六明：发生在全国不同城市里的现代主义运动已经完成了对西方20世纪早期艺术风格的学习，许多被认为可以实验的方向，已经拥挤着充满理想或幻想的年轻人，到了1988年，有不少批评家和艺术家开始重新关注所谓“语言”问题，那时，现代主义的本质观仍然指导着人们的批评作业，语言与思想仍然本看成是可以分离的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所以，当后现代的行为与作品出现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时，批评家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忙于应付突如其来的混乱，而来不及收拾现代主义理论上的残局。这年，马六明仅仅是学生，可是，现代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要求新的艺术家寻找新的路径，如果没有意识到形而上学的死亡，就不可能接续’85运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