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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给自己一本包含着三个时期不同作品、而以第一阶段的表现主义作品为主要内容的画册命名为《喜新厌旧》，有力地揭示了她内心所难以摆脱的长久冲突，那正是一种对自由与出逃的双重渴望。
“喜新厌旧”中的“旧”，大概就是她的表现主义般的狂野，而所谓“新”，就是后来所出现的冷静风格。一组世俗的女裸体，做着略带得意而无聊的挑逗性姿势，身体关键部位被泛滥的肥皂泡所遮盖，阻挡了欲望的盯视，而尺幅的巨大，迫使人们站在原作面前时居然会产生像阳萎般的反应，那是一种刻意回避，又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刻意盯视。结果，如同画面所呈现的那样，一种矛盾与对立就同时涌现。本来，女性裸体的坦然与挑逗，与其背景中的城市的繁华与堕落，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现在，这一对立在展览现场，又与观众的盯视与回避形成了冲突，从而使现场变成为陈曦艺术的组成部分，变成梦境的另一现实景观，变成画面所延伸的有机因素。
如前所述，陈曦的这一组作品似乎可以用佛洛依德的梦理论进行诠释，但那只是一种表象，陈曦描绘这一题材时，绝对不想解释什么，或者印证什么，她的状态仍然是，如她自己所说，一种自由的出逃。只是，作品完成以后，公开展示时，观者不时会产生困惑，眼前作品所描绘的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佛洛依德的梦幻场面，究竟体现了艺术家的自由，还是她的出逃?同样疑问也摆在观者面前，当他们凝视画面时，他们究竟在凝视什么部位?这决定他们是在高雅地观赏艺术，还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一次性别窥视!作为创作者，我相信陈曦在现场时，可能也在注意观者，因为观赏和窥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其实艺术家本人也是对立的：当她描绘城市时，她是在出逃，从繁华的表象中出逃，从自我优雅的生活状态中出逃，从高品位与高质量的素质本性中出逃;可当她在描绘裸体时，她却是在享受，享受一种自由，一种畅快，一种放肆，一种发泄，一种诅咒，以及一种欢乐!
我相信同为女裸体，女性描绘与男性描绘有着质的不同，这既由男权社会的长久传统所决定，也由性别差异所导致。在当代，对于男性而言，最让人乏味的人体描绘可能是所谓的审美人体，因为那是一种典型的虚伪，一种欲看又不敢直视的矫饰，一种装模做样的高尚，而最让人投入的人体描绘则一定是性别观看，因为其中包含着粗俗的窥阴癖式的荷尔蒙满足。但是女性作为展示自身的一种方式，在描绘自己的身体时，却与男性有着重大区别。从被观看中出逃，把戏谑放置在被观看之中，或者把被观看作为一种挑逗，以对抗窥视、盯视或者凝视这样三种典型的男性目光，从而呈现女性作为存在的意义，从而把出逃转变成为自由，可能就是陈曦命名为《皇帝的新衣》的初衷。只是，出逃能否转换成自由，或者说，以追求自由为目标能否转化出逃本身，实在是一个存而未决的问题。陈曦是艺术家，不是哲学家，理性回答这一问题不是她的责任。在这一点上，陈曦完全是一个感性主义者，随情任性，既自由，也出逃;既旁观，也凝视;既表现，也描绘。
于是由这样一个自由也出逃构成的情境，也促使陈曦进入她近期的状态，一种被记忆的状态，从而让狂野回归旁观，又让旁观回归思考。这一回，她的思考是以一种记忆的表象为特征的。
十八幅画面定格了三十历史的十八个发展节点，这些节点既从电视中来，也就理所当然地从观者的认可中来。我的意思是说，从公众记忆角度看，这十八幅画面，其历史事件的呈现以及连带的解释，对于观者来说是没有疑问的。但实际情形果真如此吗?难道敏锐的陈曦只是想去描绘这样十八个没有疑义的发展节点，从而让本来流动的记忆固置成非流动的作品?肯定不是，对这一判断我有信心。如果仅仅描述记忆本身，作品虽没有力量的，但如果通过一些特殊的细节提醒我们，这些节点，这些由节点所组成的记忆，只是一种被记忆，可能作品就具有某种可以扩张的社会意义了。至少陈曦是这样认为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她对承载这些个记忆画面的电视本身，对围绕电视所出现的有限的细节，比如书桌、镜子、手机、汽车锁匙、钱包，等等，作了如此细致深入的交待。陈曦不是想复现历史，也不是想唤回失去的记忆，那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她仍然一如既往，寻找自由本身，印证自由本身，希望自由不再需要用出逃去定义，也希望出逃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被记忆是不自由的，是人为的，是由历史叙事所规训出来的，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放置在客厅中间的电视而获得终极证明的，所以，描绘电视就是描绘出逃。但电视本身，那些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品牌的工业设计本身，却是颠覆出逃的利器，迫使我们从电视所熟悉的画面中抽身出来，从而体会到自由的存在。陈曦就是这样，希望从出逃中寻求自由，又从自由中定义出逃。
现在，陈曦的作品，我说的是“被记忆”的十八幅作品就摆在这里，连同其中的历史节点，工业设计的实存，以及跳跃的细节，一一都成为自由与出逃的同义词，让人们去理解，去讨论，去选择。只是，是自由还是出逃，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获得最终的解决，反而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更加冷静的方式，更加油画的方式，横在墙上，发出幽深而不怀好意的窃笑。
结论已经出来，对于陈曦和观众来说，对于被迫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种方式去记忆的社会来说，自由还是出逃，尚无定论。自由还是出逃，出逃还是自由，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个人的问题，一个艺术的问题，一个无解的问题，一个感性的问题，一个理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