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在王冬龄的巨书创作之中，他忘却了自己，或者说他把自己置放在那笔里，置放在那笔的远游之中。那从手中流淌出来的根本就是他自己。王冬龄完全散在书写的怀抱之中，散在周遭时空的绵绵应和之中。—— 王冬龄的禀性中正蕴藏着这种书者散也的气息 。王冬龄的巨书《逍遥游》，借助中国书艺的大道，依傍那远古圣贤的伟大气息，散开怀抱，乘风于书写的圆满自足之中。这正是一种忘境，一种深刻而宏大的忘境。在如此大型的书写时刻，王冬龄从一般性的书写中提升上去，心息在字形上滚动，那心与字的分立完全消解，那手与心的距离全然消逝。“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观知止而神欲行。”王冬龄不仅完成了一次“解衣槃礴”的超越性的内在释放，也让我们共同体验到那种“技而进乎道”的大道精神。王冬龄的大书写，正是以其圆满俱足的书的艺术，昭示着生命的“相忘而生”的领域。王冬龄的巨书，以自己的心息来承接这样一个伟大的心息，以“游”的气格持续的窥探或者倾听这从至高的自然之境中徐徐传来的召唤，并将之化为一个动人新心魂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人、让今日的城市人的人心追随那活化的笔端，真切地体会“技而近乎道”的自然之境界，体会那种“故”、“性”、“命”的互相交养、又汇通于生命的本有之境，并有可能真实地体悟一个真正的书者存持和展示中华书艺精神的使命。

—— 许江 《散怀逍遥 神游万象 —— 从王冬龄的巨书谈书艺的当代使命》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

他的巨幅狂草，已经超越了书斋的极限，笔墨完全被精神化，精神从具体的书写中抽象出来，它们带来的视觉体验，已经不是观看，而是体验到了一种情境，一种情怀。这种情境是他沉思的精神和逍遥的逸兴合为一体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法既是书也非书，更是超书，进入了超越具体点画而与伟大的经典文脉相承的精神境界。

—— 范迪安 《俱怀逸兴壮思飞 —— 〈王冬龄书法艺术〉序》

高士明(著名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

在今天，书法与一切视觉创造都必须被纳入媒体空间中被感知和思考。在当代人的视觉经验中，书法与杰夫· 沃的最新摄影、好莱坞大片、广告设计以及新闻图像编织在一起，它们被媒体文化熔为一炉，共同铸造起一个仿像世界，渗透、消化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之中。在这种情境中，王冬龄先生的巨幅书法创作，可以被视为当代书家应对公共空间和大众媒体时代的一种积极有力的实践。

王冬龄的巨幅作品，不止于形制之变，在他的书写中，有某些更为根本的东西改变了。首先，在巨幅书写中，尺幅越大，整体的视觉冲击力越强，书写就越容易丧失指腕间的精妙丰富性，这就要求书者既有血战古人的功力，又有变通之道—— 在王先生的作品中，这二者铸就了气势之雄浑和用笔之雄浑的统一。其次，巨幅作品的创作不能只靠一时之意兴，而需要发愿和筹谋，需要列兵布阵的兵法；而书写状态也不是轻松写意的“ 逸笔草草 ” ，而要 “ 官知止而神欲行 ” ，要求 “ 批大郤，导大窾 ” 的魄力和能量；同时，能为如此巨幅，依托的不只是 “ 胸中意趣 ” ，更要有“ 胸中丘壑 ” 与 “ 胸中块垒 ” 。

王冬龄先生从原本安之若素的书法艺术的书写状态中出走，积极应对公共空间与展示制度的挑战，进入与整个现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实践的艰难对话之中。他以书法入得当代艺术的门庭，且在其中有所贡献，开拓了书法的当代视野。可以说，王冬龄的作品，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别开生面，不但为西方博物馆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增添了书法这一篇章，也为全球性的书法史写作增添了新的一页。

—— 高士明 《公共空间中的书法 —— 论王冬龄的书法艺术》

王伯敏(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 美术学博士生导师)

王冬龄的书法，其“后劲”确是愈来愈大。我不想多说什么，就其所书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即可做一脔之尝，将这些书法作品，就其特点与优点，概括其要者有二，大器与大势。

王冬龄书法，特别是巨幅书，一大器，一大势，整体而论有神韵，书法家能有如此的书法，诚如佛家所云：“善哉！善哉”。

—— 王伯敏 《美哉：大器、大势 —— 赞王冬龄的巨幅书》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冬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成就卓越的书法大家。他经历了现代中国所经历的精神和思想的巨大变化，对书法艺术在社会与文化变革中的升沉有着深刻的认识。凭着渊源有自的师承和深厚的传统功力，他本可以置身于现代变革之外而依旧坐享盛名，可是他身上那种纯粹、真诚的艺术家气质，却促使他毫不苟且地投身于新的探索。而这时，他和传统书法世界的自然联系就使他成为一位目光锐利、思想深刻的最有资格的实验者。

他感受到西方艺术与中国书法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从更开放的立场上观察和思考中国书法的整个状况和前途，他意识到书法的问题必须纳入泛文化的艺术话题中去讨论。也是从这时起，他明确了属于他这一代书法家的任务，那就是在当代艺术的背景下，重建书法的价值。

在王冬龄对书法艺术的构想中，古典书学作为书法艺术本源的位置非常明确。他不但坚持临摹古人名迹是学习书法艺术别无选择的通道，而且反复强调不守任何法度、不遵循任何规范的自我表达无异于疯狂。每当探索的道路被迷雾遮蔽时，他本人也总是回到古典的无尽源泉中去找回灵感。继美国讲学之后，王冬龄接着游历欧洲和日本，归国后又开始大做临帖工夫，尤其对斗方、长卷和巨幅草书的创作深自砥砺。近些年来，在形式和艺术性上渐臻于“人书俱老”的佳境。

—— 范景中 《王冬龄：从吴昌硕的再传弟子到现代书法的主将 》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王冬龄致力于大字草书。书法史上有书写大字的传统，但楷书、隶书为多，草书极为罕见。大字与小字的书写有很大的差别，节奏、笔法、结构，都要做大的调整，甚至与小字的书写成为矛盾的两面。王冬龄在大字草书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为中国美术学院所书《逍遥游》，为现代书法创作增添了光彩。

—— 邱振中 《关于王冬龄的草书》

林似竹(Britta Erickson 、 美国美术评论家 、策展人 )

将来的艺术史家回望 20 世纪晚期至 21 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时，肯定会认为，王冬龄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王冬龄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家，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智保持其艺术的独特性。同时，也为书法在当代艺术的领域中赢得一席之地。而作为教师，王冬龄业已激励新一代艺术家沿着他开创的艺术道路继续前进。

在 21 世纪，书法家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的最普遍的解答方案，包括对象形文字起源的再研究和使书法趋于抽象化的两种方式。王冬龄采取了后一种方式，但是，他远远超越了之前一代人所欲达到的抽象境界，其作品已经具有纯粹抽象的意味。此外，他越来越重视书法的表演性和当代艺术因地制宜的特点，强调艺术作品与创作环境的相协调性。

王冬龄为了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创作了几幅与美术馆展厅相应的作品，其中包括一幅近50 米长的长卷，上面的两万多字来自《易经》，这与他前几年的大幅作品一脉相承。他很擅长于此类创作，即为现代的特殊空间—— 美术馆创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这次展览是占据艺术家心目中重要位置的传统理念和现代理念在艺术创作中的恰当表达，也是他一贯使二者整合与当下生活形成一定联系的创作理想。

—— 林似竹 《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为书法艺术开辟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