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大半生扮演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现代精神旗手之子的角色。在公众的眼中，他只是一个伟大父亲的“护旗手”，他大半生都似乎生活在一种家族荣誉的心理重负中。虽然他亦有文字创作，但一切都在他与父亲七十年的框架中。
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人们才发现周海婴的公共角色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暗室”。在其父亲鲁迅的文字领地之外，他开辟了一个自足的影像世界——摄影。他一直没有自信将这批照片示之于众，甚至也不敢确信自己的摄影是艺术。直到晚年，才半信半疑地确认自己的创作有一定艺术水准。但他仍不能相信自己的摄影达到了那一时代的高峰。
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暗室”
周海婴的摄影成就主要在上一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即史称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由于强大的民心所向，在两年半时间内摧枯拉朽地推翻了蒋介石政权，毛泽东在1948年国共谈判期间，都未曾意识到这一历史颠覆会神话般地发生。
1946年左右，国共双方围绕着宪政改革在两个战场角逐，即军事对决和争夺社会力量的政治支持；民主人士和自由派开始各寻政治盟友，胡适站在蒋介石一边，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站在中共一边，张君励先在民盟阵营推出令各方赞赏的宪政方案，但之后又退出民盟，试图站在第三方立场，寻求宪政的折中主义。民主人士和自由派不掌握军队，行使政治影响最终仍要依托国共两大政权，但他们仍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
民国宪政最终失败，林彪却在东北战役取得胜利，国共的军事对比于1948年发生逆转。历史似乎在重演袁世凯称帝后蔡锷护宪的一幕，政权更迭在望，八大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共生死进退，期待中共以武力实现民主共和。但此次的历史大逆转非同以往，这轮民主博弈不可能只到护宪为止，中共要按照新民主主义理念彻底改造中国。1948年底，中共在北方酝酿立国，并秘密安排流亡香港及各地的民主人士北上。许广平母子是自香港秘密北上参与建国政治协商的第二批人士，周海婴也是唯一拍摄北上全程的业余摄影师，这批摄影近年被称为中国新政协启航的影像“孤证”。
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记录了这次北上进程详细的生活细节。民主人士自踏上香港航船起，实际上踏上了一条历史不归路，他们很快就被置于一种史上从未经历的新政治体系，即延安式军事共产制的组织结构。比如生活供给制：在香港出发前，每人发了一些港币，“供买寒衣和衣箱” ；到达沈阳，被安排在俄式的铁路宾馆，“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时该是首屈一指”，“宾馆一层大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晚睡的还供应简单的夜宵”。 除了包餐，“不论男女和年龄，都按‘供给制’待遇，每月每人发给若干零花钱”；“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许广平母子不吸烟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规定’。” 从沈阳去北京前夕，公家发给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
客居沈阳期间，还有统战部的陪同制度，据周海婴回忆，宾馆二楼的侧面有一间台球室，李济生、沙千里等是常客，“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 民主人士的出行均配备警卫，“领导上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逛商店，警卫人员自然是要跟随着的。” 尚不算正式民主人士年仅20岁的周海婴，出门都跟随两名卫兵。
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决裂，踏上跟随中共的不归路，并实际上处于生活和经济上“被安排”的状态，但他们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航程。许广平母子所乘的是第二艘“北上”航船，自1948年11月23日出发，12月3日到丹东附近的大安岛，历时十天。船上同行的重要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翦伯赞等人。因为是秘密航行，船上没有跟随记者，只有周海婴带了一架在香港买的照相机。周海婴回忆：“我提着照相机，许多老先生见了互相招呼，让我替他们在船上留念。”
在周海婴的“新政协”影像中，所有的民主人士的神态都不同以往，脸相和站姿都是一种参与历史终结并重塑民族的气定若深的神采，尤其是在丹东登岸时的合影。实际上，这也是周海婴的摄影水准达到高峰的时刻。在船上的几组合影，不仅抓住了所有人物内敛而又意气流光的神情，最出色的是照片中的天空远景以及映在这些奔向新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脸上的霞光。
由于安全原因，可能整个航程白天不允许在甲板上散步，所有的海上合影好像都是傍晚时分。这时云霞在船舷后上方的海面天际，颇合一种历史风云正潜在涌动的征兆。因为天光的光源都在人的身后，所以郭沫若、马叙伦和侯外庐等人的脸部受光只是在几个面骨突出点，整体上的脸部受光比较偏暗。周海婴对此不太满意：“可惜拍摄时结影疲软，色调比较浅淡。” 但这种光影效果恰恰成为一种极佳的影像症候，如同这一群人在穿越一条吊诡的海上不归路，他们被周海婴的影像记录下了一种幽暗中的历史灵光，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将经受的天堂炼狱般的历程。
在沈阳的合影中，民主人士每个人都穿着不错的皮大衣，脸上也多了些政治贵族的气息。实际上他们享受了延安军事供给制中的最高礼遇，这种礼遇使民主人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佳境。周海婴给李济生、沈钧儒、蔡廷锴拍摄的半身像，可能是他们政治生涯中人性最饱满的肖像摄影。
他们虽然被纳入中共的制度安排的结构，但中共的民主政策及对民主人士待若上宾的恭敬姿态让人满意。尤其是在1949年建国后的首届政府组成上，民主党派占据了不少部长职位。这在政治上正式确立了不同于1948年的宪政模式，即中共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这即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各阶层认为中共领导了一场推翻腐败政权的革命，所以并不介意在一元政治制下的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人们对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充满期待。
自1949年至1956年，中共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允许属于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在中共制下有条件地继续存在，比如民主党派、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非公有出版。民国的社会形态并非在1949年一夜之间共产主义化。在1953年前后，在经济上，继续保留私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上，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依然存在，上海的舞厅照样歌舞升平，人们的发型和服饰还保持民国的款式；在文化领域，甚至私营出版社依旧存在。
以1949年为界，从1946年的宪政改革开始，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交替性的变迁。一方面，民国的社会及生活形态并未在1949年突然中止，它越过了1949年又延续大约七年，直至1957年反右才基本终结；另一方面，中共对民国的政治规训及意识改造亦不可能一夜变更，这是一个逐步渗透直至洗心革面的政治过程。政治规训在民主派客居沈阳期间就萌芽了，据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回忆，民主人士登陆北方后，在新的政治体系内，处事哲学亦在微妙变化。比如周海婴在两个战士怂恿下，拿卫兵的枪在沈阳北陵实弹射击了两发子弹，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立即包围过来，并上报统战部。许广平随后叮嘱儿子“切勿忘乎所以，言谈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
解放后，周海婴拍摄了不少五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和街头景观，这些影像反映了民国和新中国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或共存景象。一方面，民国遗风的景象犹在；另一方面，红色符号和延安宣教体系的组织形式开始渗透社会生活。为国统区的城市接受及军管制所作的干部培训也在北方的几所内部政治学校不公开的进行，周海婴有幸参与了这类政治培训。1949年他进入河北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受训三个月，这是一所培训南下干部的政治短训学校，校内实行军事供给制及革命教育。有关在河北短训班的影像，在周海婴的摄影风格中是极其少见的。画面上的“土八路”穿着和集体主义的生活景观，很类似1949年前的解放区摄影，与他的国统区摄影反差很大。
短训班结束后，周海婴没有南下，而是回北京被安排进入辅仁大学读了两年社会学系。1952年又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他拍摄了不少有关两校的集体活动的影像，比如辅仁大学操场上的集体广播操、校运动会和为五一节游行的排演场面；北京大学的庆祝“五四”校庆运动会。1950年左右，周海婴拍摄了解放军北平解放大游行；在上海探亲期间，他拍摄了复兴公园的上海解放周年战绩展览、，以及淮海路的上海解放周年庆游行。
这些影像反映了新中国对大学和社会节庆仪式的政治规训的开始，红旗、毛泽东像、政治标语成为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表面上是一系列民众自发的社会文娱活动，实际上，这些社会仪式的背后都由一个延安式的文教体系在严密组织，在影像景观上，建国初社会生活的国家主义化和政治宣教的全面渗透十分明显。周海婴1950年在上海拍摄了一批社会影像，民国遗风和红色符号共存的景象跃入他的画面。
解放初，上海街头出现了红色政治的宣传形式，但民国的风情依然随处可见。周海婴的镜头也抓拍了私营的“黑人牙膏”广告牌，他还拍摄了几组上海中产阶级的生活片断：一个穿旗袍的中产阶级妇女站在弄堂的私家车库前，一对教徒在教堂的西式婚礼，一队回教徒披麻戴孝的葬仪。
周海婴的摄影因此不同于建国后的宣传图像。他没有单方面拍摄主流的政治景观和红色仪庆，而以私人视角记录了民主党派和中下阶层被卷入两个社会交替的人生。他的影像由此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主流画面之外的历史“暗室”，这个“暗室”显现了长期被主流史学影像屏蔽的鲜活及多元的各阶层生活切面。
周海婴的影像补充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具体性以及图像证实的感性细节，有些细节对于后人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甚至具有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