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其实是源于一个机遇，当时我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美展，艺术大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味尾美智子女士想要收藏我的画（《回归的鸽子》），她对于这幅作品的赏识和当时天津与神户结成友好城市的契机让我很感动，就把画赠送给她了。由于这层关系，加上其他的原因我第一站就去了日本。日本的美术主要是设计，那个时候我觉得设计很漂亮、很有品味，但那不是我追求的方向。

后来我就去了苏联。真正感动我的是在苏联，看到这些大师以后，才使我有了对颜色和技巧的进一步理解。我看到了谢洛夫运笔的潇洒，那真是震撼了我的心灵，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谢洛夫原作时，在他的画作前激动到发抖。我真是觉得在美术专业来讲技术是第一位的，当你技术炉火纯青的时候，自然就流露出更高一层的对艺术的追求。很多人说谢洛夫超过列宾，学生为什么能超过老师，学生超过老师的事在历史经常的有，为什么能够后浪推前浪？第一个是才气，第二他是踩在巨人肩膀上起步的，骄傲的不应该是这个学生，这学生应该清楚，他若不踩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他不可能上去，因为他的老师经历了多少年的磨炼、受了很多的苦，走了很多弯路，给他铺出来一条捷径，让他直接上去，他的才华才得以施展。在我直接看到苏联的东西之后，我才知道我的距离，以前只是看看画册，请老师讲，所以看到苏联的东西兴奋到发抖，好像一下子灵感忽然的禁锢了，急需要找一个出口宣泄出来。就在那种激动之下，我画了一批画，自己一看非常惊讶，画得这么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有激情，这是我在苏联最深的体会。这个激情不是假装的、做作的，是自己想不到的，莫名的兴奋，要找颜色，要跟着那个朦胧的目标，又不清楚、但确实在追求。以前是好像是跟着感情走，其实是真朦胧，真没方向。

后来因为苏东剧变、坦克开进红场了，所以读不了了，从那就去了维也纳。维也纳是一个音乐之乡，很浪漫的国度，又跟德国有血缘关系。我有幸在维也纳追随胡特（Hutter，幻想写实主义画派创始人之一）学习幻想写实主义，我能考进维也纳应用美术学院大师班也是颇有一段趣事的，胡特在美术界就相当于莫扎特之于音乐，能考上他的学生一般要先追随他（旁听）三年，然后再进行考试。但是我当时特别幸运，我当时拿着我的一些作品和作品的照片就去见他，就像朝圣一样的。胡特看了我的那张《银花》的照片和我在苏联模仿谢洛夫的一张风景画，就决定让我免试进入他的班上学习了，并且三年之后，破例让我提前一年毕业。

这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是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去思考——画画不是光靠冲动。我在苏联的时候突然找到了激情、感觉，可是你不能总冲动，应该懂得思考，要有冷静的东西在里面。那这种冷静的东西就需要修养，要熟悉美术史、哲学、文学等等。当然，我从小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很感兴趣，我的画也写了很多的诸如“遥知不是雪，惟有暗香来”这些名句。在我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哲学热，我尤其被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所迷，而他正好是奥地利人，我恰巧其实是到了他的故乡，所以就更加有意识地去追求、了解这些东西，还大量接触了《圣经故事》，毕竟西方表现宗教故事的美术作品太多了，我也画了不少像创世纪、亚当夏娃什么的。我就总是在想，中国人的古典诗词、伦理道德和西方的这些哲学思想有什么差异，都是人，就是语言不一样、种族不一样，那思维方式其实是差不多的，生活的目标是差不多的，这些东西我思考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