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这几年展览做下来中心的运行还算稳定吗?
黄：对，因为中心的定位、资金、投入、属性、团队都慢慢成熟了，最开始时还是艰难的。因为开始都是从大项目去做起，我们的人员、资金、体系都进行了很多磨合，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现在看来这几项都慢慢走向轨道了，唯一欠缺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保持一个更加活跃的现状。怎样保持一个紧密介入的关系，可能随着下一代的成熟会解决这个问题。
潘：侨城集团新成立的华美术馆，他们的定位主要在设计方面，以引进国外作品为主?
黄：他们也是刚开始的探索，从侨城集团而言，它可能希望三个美术馆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这个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人员的基本观念和运作方式。譬如说，我们是坚持非商业的，如果他们有商业运作的话，我们就很难合作。不是我们摆一种高姿态，而是觉得只有在非商业的环境下有些事情才能做得纯粹。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什么秘笈的话，可能就是靠这个了。当初和华侨城最初谈判之时就是非商业的，华侨城也认可了，一直没有商业要求，这点是很难做到的，他们是在没有基金会的制度下做基金会的工作，这点也是中心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没有商业的干预。
潘：那有没有考虑成立一个基金会?
黄：有考虑，关于基金的运行方式我们有讨论过很多方法，比如股份制、建立另外一个美术馆、基金……所有这些看起来运作上都会遇到问题。如果是正式的美术馆的话，那么它的体制、人员也会象其他美术馆一样体制化，活力的部分就会消失，如果有需要同民间团体或国外机构联系之时，非常体制化的美术馆就有很多不便之处，比如国际艺术工作室这个项目我们做了三届，像这种活动正规的美术馆做起来就很困难，跟国外艺术家的交往方式都不同，机构的灵活性是他们保持独立的一个方式。
潘：艺术家工作室的艺术家一般待的时间是多长?
黄：一般是3个月，每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
潘：创作完成后作品是留给中心?
黄：没有，创作完成后作品是作者自己的，作者愿意捐赠的就留下来。我们的国际工作室按照国际规则来做的，完全是非盈利。国际上一般是以艺术家为主，但是我们还加入了以策划人、研究者为对象，打破了国际上单以艺术家为对象的方式，每年我们都有组织策划人做展览，这三年我们都做了展览。实际上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完整的运作团队。很多当代艺术家都肯定了这一点，我们是总部设在荷兰的国际艺术家工作室协会的唯一中国成员，协会要求的是档次和非盈利性。这就是一个国际机构完整性必备的一个项目。
潘：听说明年你们会有一个交流展，在这边制作，带到英国那边。
黄：对，这也是一种输出方式，这个项目叫“国家遗产”，讨论中国人在形成自己的现代国家概念时遇到的一些视觉问题。我们与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研究院合作了3年，这不光是一个展览，也是一个研究项目。我们也请了一些中国专家前来，比如研究现代化的，研究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国视觉文化的……
潘：那到时候也邀请他们一块出国参加这个项目吗?
黄：有一个，赵汀阳。这个合作是同英国的曼彻斯特都会大学，他们有个艺术与设计学院。曼彻斯特是英国的一个老城市，世界工业化发源地。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一些视觉问题。
潘：那是你们选择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来谈的?
黄：他们主动来谈的。这个策划原来是为前年的圣保罗双年展准备的方案，他们也赞同。可是方案里的邀请的艺术家都参加过圣保罗，他们规定参与过的艺术家不能再参加，这样我们就放弃了和他们的合作，开始与英国方面来谈这个项目。今年4月份前往曼彻斯特，大概10月份回到深圳。一共五位艺术家。
潘：这中间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黄：对，中间谈判耗了特别长的时间。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方式，包括适应我们的做事方式和资金问题，这也是中心迄今为止一个最大型的国际合作项目。
潘：那资金都是他们出?
黄：不，一人一半。
潘：因为中国很多输出的展览都是国外资助。
黄：实际上我们出的还多一些。因为他是个大学，为什么选择大学，因为我对与西方的体制化的艺术机构打交道，比如画廊、美术馆有点厌倦。他们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我们要输出的不是时尚，而是思想和历史观，有时候不一定能谈到一起。这个大学的院长也是一个英国的左派，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国人这么深入地思考现代化中那么细节的问题。他就是说对这个展览的思路也并不是完全的一致，从他的角度而言他也有他的看法，但是还是赞同这个课题。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西方策划人或者收藏家，总的来看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合作还是很愉快，观念比较接近。
潘：从艺术家方面而言还是您这几年研究的那部份。
黄：对，选的艺术家，完全是看作品，跟是哪位艺术家没有关系。比如汪建伟做的《观礼台》，这是一个十年的项目，可是他没有公开过。实际上这些所有作品并不是为展览而做，就是有现成的在那里，我只是把这些料组合起来。王广义的《东风金龙》也从来没有公开过的，这次个展用了。卢昊的那件关于北京的九个城门的作品也与他一直关注的东西有关。
潘：对，就是有机玻璃的那个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