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消费主义文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画坛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既构成中国画发展中的新问题，也孕育着中国画新的生机。如何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去评价当代中国画的诸多复杂现象，进而从中寻绎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可能，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以此为契机探讨中国当代文艺的前途，估价其复兴的前景及意义，尤为重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张晓凌。张晓凌先生对当代文化战略、艺术史及艺术现状等课题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所以，他对中国画现状的分析，对中国文艺复兴可能的思考，一定会给我们启迪，故编发此文，以飨读者，并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效推动当代中国画的健康发展，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

采访人：先从中国画现状谈起吧。有理论家针对中国画发展现状，提出画家“高原停顿”，出现“徘徊焦灼”等说法，您身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一中国艺术思想密集而快速交流、融汇的重要的集散地，无疑能够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对中国画的现状做一个客观的评估和判断。这是思考、研究中国画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

张晓凌：任何评估和判断都是主观的，对中国画现状的评估也不例外。我个人以为，近30年中国画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作品和画家方面，比这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获得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多元探索空间，它保证了画家们任何探索、实验的合法性。要说成果，这可能是最大成果。今天，中国画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与手段的多样，其艺术观的复杂多变，恐怕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对中国画当代性探索才刚开始，且成果微薄，但对那些始终保持探索雄心，敢于实验，以多种方式创造中国画现代形态的艺术家们，我一直保持深深的敬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过度自由空间和市场功利主义所导致的利益纵欲在中国画界已呈泛滥之势。人群攘攘，皆为利往，已成为当下一道最令人作呕的风景。中国画界出现了许多怪现状，比如造假、恶炒、“大师”名头满天飞，等等。这种恶俗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江湖气，已成为中国画界头号致命伤，它在降低中国画界整体品质的同时，也使中国画这个精英化的艺术样式遭受毁灭性打击。这绝非危言耸听。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曾尖刻地认为，3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部分作品不过是一堆垃圾。此论虽有些偏激，但作为警世之言，中国画家们还是可以听一听的，尤其要注重这种批评背后的学理性分析。如果这个时代不产生独树一格的艺术大家，没有引领时代审美风尚的作品，再热闹的仪式，再多的作品和画家，再辉煌的场面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这个角度看“高原停顿”这个说法就有些问题。我们知道，艺术家的发展往往是阶梯式上升的，发展到某一阶段，会徘徊一段时间，其间产生的焦灼既是其思考状态所致，也是其提升的动力。大师和普通画家的区别也正在这一点上，普通画家往往略窥门径就已沾沾自喜，当然不会有什么焦灼感。“高原停顿”题中之义应是画家在艺术高级阶段所产生的自省与徘徊状态。但问题是，在中国画界，“高原”在哪里？“高原”没看见，洼地倒不少。大多数画家的水平还没够到海平面，遑论什么“高原”？

因此，从总体上看，能够自觉注重中国画现代形态建设的画家并不多。当然，我们也不必悲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画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以开放的襟怀，汲取西方当代艺术的诸多元素，而另一部分人则能够溯本求源，深入传统堂奥，弘扬传统文化的菁华，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理想境界，但是，他们的努力已经为建构具有现代中国气象的绘画形态奠定了基础。

说到中国画的发展战略，很复杂，我以为两点最重要：一是建构具有时代特征及价值观的现代性绘画形态；二是依靠国家体制和力量将其推向世界文化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味地“窝里横”算不得大本事。现在全世界建了100多个“孔子学院”，汉语的普世性品质越来越强，这对中国画界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采访人：您认为有些理论家针对中国画现状提出的“困境说”“停顿说”，是否有其依据？如果有，导致这种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晓凌：中国画是中国艺术的主体样式，关注的人多，批评的人自然就多，所谓爱之深、恨之切。晚清以来，对中国画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先后有“颓败论”“穷途末路论”“困境说”等。每次文化大反思，中国画总是首当其冲。这种现象，在其他画种那里是很罕见的。这些观点有没有现实或学理依据？当然有，可以晚清为例。中国画在乾嘉以前已彻底完成了古典形态的建构，圆满成熟，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一大功业，其后的衰落是必然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工程，所遭际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随之而来的质疑、批评、反思，完全可以看作是其现代性建构的一部分。现在有些学者试图否定晚清以来的批评，认为乾嘉以后的中国画历史“并非衰落的百年”，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理由很简单，在这百年里，没有产生里程碑式的人物和作品。当然，“衰落”一词并不准确，我将其改为“衰变”——在衰落中孕育新的生机与变化，这是中国画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脉络。在这一过程中，晚清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画的批评和讨论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催生中国画完成了它的第一次现代性转型。在“采洋兴中”方面，出现了徐悲鸿、林风眠这样的大家，在“传统中求变”的路径上，黄宾虹、齐白石成为标志性人物。这一代人真的很了不起，他们面对时代性难题时，表现出了大智慧和实验、创新的勇气，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画现代形态建构的奠基礼，开启了中国画现代性之路，使这个画种“死而复生”，焕发出新时代的气息。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书写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现代性”。

今天，有人提出“困境说”，可以看作是晚清、新文化运动批判性思路的延续。我看其原因有两点：首先，中国画的文化传统深厚，如何在观念、学养、技术、语言形态等方面进行现代性转换，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难题，遭遇这些难题而出现困顿局面并招致批评是正常的，这是100余年来对中国画批评之声持续不断的基本根源；其次，是中国画本体建设以外的问题太多，如前面提到的恶俗风气、江湖气等。可以说，这种时弊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非常需要振聋发聩的批评声音。奇怪的是，批评界在这些方面表现得非常迟钝，甚至故意装聋作哑。准确地讲，十几年来，批评界已整体性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