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西方化和化西方的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这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和商业道德有关系的。温总理在剑桥讲演的时候提到，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表现为三种缺德行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道德底线。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华现代性”理解为用中华文明的优点去弥补西方文化的或缺性？

张晓凌：通过金融危机，我们突然发现一些曾经被否定的东西有其合理性。过去我们老是反思体制问题，现在看来，每一种体制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恰恰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凸显出其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上中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思想，是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全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了4个，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为什么会有这种成就？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在起作用，中国人讲兼爱，敬畏自然之道，主张合理主义，考虑可持续发展。在西方现代文明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华现代性”，用中华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把它不够完善的地方弥补起来，这也是我们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回馈。

在金融危机下，我们可以深层次地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的重大危机，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为什么人类遭受如此重大的经济灾难？再反观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传承了五千多年并健康持续发展、传承有序的文明，这其中的历史奥秘难道不值得我们探索吗？

采访人：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文艺复兴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表面的文化繁荣掩饰不了精神“空洞化”现象，精神的缺失使当下的文艺作品产生了普遍的价值矮化现象，大量文化垃圾产品的产生便不可避免。在这种状况下谈文艺复兴似乎缺乏底气。

张晓凌：学者们质疑和忧患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常常持这种态度。但我们不能将当下的困境和历史趋势混为一谈，反思、审视当下的困境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趋势应该是逻辑递进的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的关系。只看到困境而看不到历史趋势，会成为消极的历史悲观主义者。说到底气，我上面已谈了很多，再强调一点，就是100多年来中国人积累的现代性经验，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探索和实验而产生的独特的，具有本土现代文化属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性成果，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底气。

反思困境及问题，不能不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至今的精神“空洞化”现象，这是解构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亵神、玩世和恶俗文化盛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破除其迷雾，在整合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性经验，重建精神信仰体系，既是精神脱困的不二途径，又是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和伟大目标。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政府层面、知识分子层面，还是在公众层面上，都缺乏对文化发展的预期，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国际地位也缺乏必要的危机感。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焦虑的问题，那就是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有普遍被功利化、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趋势。文艺复兴是由创造性主体来完成的，如果这个主体四分五裂了，哪里还有什么文艺复兴？我常常幻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那宗教般的性格与创造精神，与盛唐时期诗人们单纯、明快、瑰丽、深沉的人格不期而遇。我的意思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是由伟大人格创造出来的。对这一点，我们目前只能充满期待。

采访人：现在可以说是机遇与困难并存。您认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张晓凌：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工程，其指标不可能是单一的。在所有的指标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有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甚至超越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我在前面已说过，这些人的高度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高度。

采访人：我们再回到中国画。目前中国画的创作，在精神品格和精神境界上，很难有令人满意的鲜明的“文化归属”特征，没有这个特征，作品就仅有技术没有精神、仅有形式没有灵魂，就会因缺少精神情感内蕴而没有文化生命支撑，成为“无根”的艺术。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归属”究竟在哪里？

张晓凌：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文化是有根性的文化。从“五四”到新时期，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现在回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很无知的。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是“枝”出了问题，在“根”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先秦人文理性光芒的照耀，整个东方大陆才走出了蒙昧时代，也正是“根”的伟大，才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跨越五千多年历史仍生机勃勃的活态文明，你再去看看其他同时起源的文明，全都成了博物馆文明。所以，我们应当反省的是“枝”，而不是“根”。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画的文化归属问题，我觉得不必过分忧虑。从文化归属来讲，的确有一部分画家出现了精神漂移现象。但这很正常，这就像一个年轻的游子外出游历一样，注定要经历徘徊、迷茫和漂移，在漂移的思索和自省中，他会慢慢怀念、回归自己的文化母体。所有发展中国家文化在强势文化的挤压、影响下，都会有一段迷茫、漂移时期，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根本上讲，走出去到回归文化母体是一个精神自救的过程，它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成功的基本逻辑。正如帕斯所说：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原地。

采访人：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您认为这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会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

张晓凌：美国金融风暴爆发后，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洗牌就意味着秩序的重建，我认为这是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一个战略机遇。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而有所作为。乐观地估计，欧美垄断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局面将被逐渐打破，中国当代艺术被强势文化所选择的命运将会改变，以中国画为代表的民族艺术审美经验及语言创造将会进一步成为人类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也许都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征兆。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正处在中国文艺伟大复兴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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