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谈到中国画、中国艺术的现代性，有些学者往往从起源、文化特征上将其归结为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派生物。西方学者，也包括我们的许多学者对中国艺术的现代性成果视而不见，您怎么评价这个问题？中国画“现代性”特点是什么？

张晓凌：第一个问题前半部分观点大概出于无知，后半部分则源于偏见。我们知道1840年中国国门被西方打开后，中国文化背景由“天下意识”转换为“世界意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不能按照自主的逻辑进行，而是在“世界意识”和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画对西画的吸收、借鉴要远远早于这个时期，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正面接触的明中、晚期，中国文人画家、民间画工已尝试在画面上运用西方的透视、光影等造型方法了。其后，这个巨大的历史课题一直在碰撞、排斥、吸收、融合等方式中进行，应该说，“采洋兴中”“以西润中”“中西融合”是中国画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中国画的现代性根源之一，它产生了巨大的现代性成果。但如果就此判断中国画、中国艺术的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的派生物，那就太无知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画对西方绘画的吸收一直采取主动性姿态，一切以“为我所用”为根本；二是中国画的本体未有丝毫动摇，它的哲学观、宇宙观、审美判断、艺术境界乃至笔墨体系仍是现代型中国画的核心。对西画的吸收、融合，大抵被限制在“技”的层面上。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发掘，我们发现了中国画现代性自我成长的根源，这一点，恰恰被学术界所忽略。这其中有三条线索值得研究。第一，晚明三大家董其昌、陈洪绶、徐渭分别从山水、人物、花鸟领域把中国画由模拟自然物象提升到抽象语言层面，整理出一套语言规范，表现出和古典时期不同的绘画观念，开启了中国画的近现代进程，其后的四王、八大、石涛又进一步提升了这种品质。第二，艺术现代性标志之一就是把艺术从贵族和文人手中解放出来，使之满足现代社会主体之一的市民的审美趣味，这一点，在晚明时期就已开始。第三，晚明以来，民间绘画就持续性地对中国画产生影响，民间元素构成了中国画现代性品质之一。对这些独特的中国画现代性脉络，我们有什么理由视而不见呢？

透过这一点，可以说，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在人类现代性工程中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体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曾肯定了这一点，两位现代学者纵贯古今、横跨东西方文化，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探讨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最迫切的问题时，预测中国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目光如炬，反衬出本土某些学者、艺术家的短浅与贫乏。

采访人：近几年来，这些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逐渐在明晰。你写过《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中国肖像·十年精神史》等著作，联系当下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应如何去表达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张晓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概每10年就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反思性、批判性甚至是颠覆性的；9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转向了解构状态，无论美术、诗歌、电影或小说，一片反讽之声，调侃、泼皮、无聊的精神生活成了主流；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它在政治、外交、军事层面的优异表现，再经过自然灾害、奥运会以及金融风暴的磨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已逐渐恢复到曾经数千年拥有的自信状态上，对英雄主义、对崇高美好品质的推崇，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弘扬成为今天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民族没有自信，什么事也做不成。这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自信，很快就会转化为文化的自信。美国学者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财富像权力一样被看做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他们会毫

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亨廷顿的这个判断，更适合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中国当代艺术理应呈现并表达这个变化，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成长及所呈现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性，它逐渐生长出的文化独特性，正是中国人精神状态变化的一部分。

再让我写精神史，会和以前大不一样。我会注意到从解构、批判到重建这一历史叙事结构的转换，注意到民族文化中优秀思想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焕发出时代精神，注意到当代中国人以崇高性品质为核心的精神生活状态，以及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经济、文化的独特贡献。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当代中国人所书写出的新的现代性。我想，今天即便是最崇仰欧美文化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可以堂皇地提出“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虽然它目前还不够丰满，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深厚的历史感及当代属性，正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的扩展而被逐渐认可。

采访人：在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提出“中华现代性”这个概念，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复兴的现实必要性及可能性。

张晓凌：关于中国文艺复兴这个话题，争论甚多，积极的、消极的观点都有。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必然产生与其性质、地位相适应的新文化。因此，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趋势，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时代都会到来，只是它的成长需要时间。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的前提是经济的持续性高速增长，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这样，初唐到盛唐的情况亦如此。美国未来学家莱克西里认为，经济增长指数长期超过3%便会产生新的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连续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们估计这种势头还将持续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复兴的经济前提已基本具备。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提到，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的扩张及西方文化的辐射扩展全球的结果是实现了技术的统一，而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主要是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在这个阶段,西方将让出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将能够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汤因比对传统中国文化给予格外关注，他认为：像今天这样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2000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他乐观地强调，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而其中八大文化遗产有六项来自中华文化。如中华文化在2000多年历史中培养出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精神，儒家的人道主义，道家对神秘宇宙的直感，墨家的兼爱精神，佛教的合理主义等等。汤因比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提醒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

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谈现代性建设，根本要义之一是文艺复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李长之先生在抗战期间就意识到文艺复兴和现代性建设之间的关系。他在反思“五四”现代性的基础上构筑了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在他眼中，“五四”的“启蒙运动”只是“现代”过程中的一个不完美的起点，只有超越这个起点，将“启蒙运动”延伸到“文艺复兴”，才能将移植的、过于清浅的、没有深度的文化运动转化为本土的、深厚博大、充满情感理智的精神文化运动。我个人认为，李长之的观点有着鲜活的当代性价值。经过80年代启蒙运动的冲击和铺垫，从文化学意义上讲，中国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中国文艺复兴还有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所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文化中国”共同体。亨廷顿指出，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现实。遍及于世界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正在根据“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来被重新表述。毫无疑问，这个文化共同体将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入巨大能量和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同时，它也将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超级网络。

谈了这么多理由，最后想说一点最重要的，那就是当前文艺生态的革命性改善。在这里用“革命性”绝非夸大其词，而是没有其他词语更适合描述这一变化。这个生态的宽容、包容和自由度超越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导致了中国文艺界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良性发展状态。这个土壤，不正是一个民族文艺复兴的最好基础吗？

我们再回到“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一言以蔽之，“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决定了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时，都不要忘了我们首先是中华文化中人，其次才是现代人，所有问题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什么叫现代性？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可以概括为：现代性就是具有文化核心价值指向及属性的当代生存方式和态度。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从根本上讲就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及精神的重建，否则，现代性就会是移植的、清浅的，甚至是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