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据悉，您是西安美院最勤奋的艺术家之一，每天坚持创作，有自己创作的风格与追求。西安美院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作为院校都希望培养多元化的人才。请问，您的个人创作和学院培养多元人才之间有没有矛盾？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王：我认为，学院院长必须是学术带头人，这对院校非常重要。学校的基本模式是学生求学、专家治学、校长治校。学生求学体现在“以生为本”，专家治学体现在“教学主体”，而校长治校体现在“顶层设计”的办学理念上。专家如果在艺术实践中不深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传统和当代，艺术形式和内容的表达，个人风格的构建等等，不梳理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思考未来的发展，不占领学术制高点，这个学校的学术和专业就值得质疑。我极反对外行领导专业院校。作为院长，作为专家，必须要对学术有足够的重视，自己的艺术实践一定要有高度。我强调系主任一定是这个系里专业最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郑：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展事上，像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以及国内当代艺术大展上，比如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中，很少看到陕西籍的艺术家和西安美院的艺术家出场，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据您了解西安美院的艺术家对此有何想法和打算？

王：这个提问非常好。当代性这个话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艺术创作肯定要往前走，不能搞倒退。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当代性，当代性的概念是什么？是北京798展示的那些艺术，还是充满西方文化内涵、审美标准以及价值观念。所以不能简单看西安陕西籍的画家，参与当代艺术展事的人员数量，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点在哪里？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创作，这是核心问题。

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现状是什么，我觉得多数作品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是西方体系的中国挪用，有的甚至就是拿来主义直接模仿，这个是普遍现象，非常要命。

举个例子，同样是华裔法国艺术家，我喜欢赵无极，不喜欢朱德群，因为朱德群的语言是西方的，而赵无极的语言是东方的，东方的哲学与智慧在他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回顾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把无聊、麻木、无赖这些劣根性放大了在艺术中加以表达，认为它是中国人的主体精神面貌，这未免太荒诞了。现在理论界、批评界还未对此现象进行很好地分析。

郑：中国社会处于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以及后殖民文化语境。

王：不能排除西方文化用资本对中国的主体文化进行冲击与改造。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我个人充满忧患意识。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什么是当代性的问题？那时黄胄的画出来后，邓拓写了一篇文章叫“黄胄绘画中的三新”：思想新、意境新和画法新。艺术手法新，难道不叫当代性吗？创新就是当代性。

郑：当代性是在问题意识中的创造性。

王：每一个时期都有创新与当代的问题，李可染把光引进创新中国山水画，是不是当代？傅抱石、石鲁的新山水画是不是当代？钱松嵒《红岩》的崇高、《常熟田》的新江南，较之于四王是不是当代？他们主要是针对传统艺术，提出当代的命题、当代的概念，而且是站在中国文化脉络之上理解当代。改革开放这个时期，西方对我们冲击得很厉害，现在，当代的标准往往是按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评判的。我的理想是：“西安要引领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西安这个地方引发了关于当代性的思考很有意义，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要传承中国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我们要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为什么我要谈重在“开今”，就是谈怎样关注当代，“开今”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进行理论探讨。

郑：您关注的是西安美院怎样利用历史积淀的优势，走入到国际文化建构的前台去。也就是，如何把地域文化给予西安美院的艺术资源和当代艺术创作进行转换。

王：西安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就不会有扑面而来的中国气息在里面。

郑：您认为西安美院要建构什么样的学术平台，以便把自身的文化判断和目前取得的创作成果呈现给大家？

王：西安美术学院作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汇聚精英的地方。不管是艺术实践，还是艺术理论，我们都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当然学校的当代批评理论这块还相对薄弱。

西安美术学院有国家名师，有精品课程，无论是抓质量工程还是教学评估，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还远远不够。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对人才的培养，出作品，出人才最重要。因此，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努力建构当代艺术批评与创作平台，把培养艺术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紧密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以西安为平台引领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和创作的本土生发。我愿意为有识之士搭建广阔的学术平台，在这里与大家一起进行分析、探讨、研究、能够预示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当代思考，从而推动西安美院的良性成长。

郑：现在院校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建设，打的是没有硝烟的人才储备战。

王：是啊，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有人才就可以得天下，有人才就能够占领学术制高点，这非常重要。

郑：王院长还有其它想谈的问题吗？

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作风。如果领导太强悍，就会扼杀集体的智慧。所以办学与管理学校要讲究方法，要有团队意识，注重团队建设。团队的重点就是以专家、教授、名师为群体的核心力量。一所学院，肯定要有一批具有号召力的专家学者，它是成就一所名校的灵魂所在，学生就是奔着这批人去的。

另外，管理团队也不容忽视，现在教育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如何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好，把学校的管理制度定好，让专家，学者安心搞学术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民主管理、科学决策，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话说尽了才能有科学的决策，如果大家不说尽，不敢说，或者不想说就麻烦了。不想说意味着领导不务正业，这个学校没劲谁去说，都不想说。不敢说就是领导作风霸道，所以不敢说。不敢说，不想说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就不能让纯净的气场贯穿在学生的求学当中，贯穿在专家的治学当中，贯穿在校长的治校当中。

说到本质就是四个字“求真务实”，再四个字“内涵发展”。“内涵”就是不做表面文章，“求真务实”就是秉持科学精神，不是喊喊口号，搞搞假大空。如果教师没有良好的求真务实精神，就不能教给学生求真务实的精神。因为我们是教书育人，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所以我常说，谁能聚四海之贤，谁就能办一流大学。作为一个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艺术家，就要有宽广的心胸，不能嫉贤妒能，看不得别人有高见，集体智慧太重要了。西安美院今后要以特色和质量为立校之本，注重“内涵”。从长期来说，就必须提高软实力，不注重“内涵发展”，过几年就被掏空。前面喊几年还热热闹闹，再这么喊下去就枯竭了，不垮才怪。

“求真务实”就是把一些想法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慢慢聚集力量，达到预定目标。 关于“内涵发展”，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展开谈，它需要真正进入到课程体系，进行教学讨论，专业分析，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西方一两百年的教学实践形成完善的体系，按照体系进行课程设置，再经过几代人的论证进行补充和修正。

我们现在才开始构建中国自己的教学体系，还没经过实践的反复论证，所以更谈不上有多少成果，但不注重“内涵发展”，最后肯定就跟“大跃进”一样喊口号，只有害处，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