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1年2月
访谈地点：北京、南京
 
艺术中的潮流与个人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你的作品中，没有当下赤热的政治、经济、社会性因素的影子，而这是当代艺术的主流发展方向。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国夫（以下简称刘）：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我们现在有些艺术作品中那些关于政治题材的表达也没觉得有什么意思。我所理解的是：政治的起点是取代，然后是坚持，然后再被取代。而艺术的起点是传承，然后是叛逆，我喜欢叛逆，喜欢不在常规下运动的事物，只有艺术才能给予我这种异常和奇异。艺术承载不了太多东西，包括政治。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使我们的心灵在无法言语的惊奇中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而政治在我看来是冷峻与残酷的，也是不可预见的。我喜欢能引起我幻想的东西，艺术能满足这一点。
此外，对于所谓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学因素的表达，也是根据每个艺术家对此的理解与如何以艺术为载体加以体现的方式及认知来呈现的。对于社会的批判及作为社会一份子在当下纷乱、平庸的社会状态中应该保持的态度在我的作品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也许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插图说明式的图像表达，对于我这样将态度与认知隐藏在另一层非表面的表达方式而言，可能会使别人觉得缺乏明显的针对性，但当代艺术不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学的读图工具或图注。如果说艺术有主流方式的话，我唯恐避之不及。艺术作为个体独立的自我表达，它拒绝同质，认可差异，尊重绘画本体的独特个性。所以，如果说我不在当今主流之中的话，那么我反而以为是一件幸事。当主流已经产生，等待的将是结束的命运，新的主流将在今天的边缘中产生。我庆幸自己不在当今的主流之中。

崔灿灿（以下简称崔）：艺术中的政治前卫很容易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它所采用的手法依然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但这种反映论很容易被庸俗化、简单化，也容易成为一种缺乏实证和深思的反动姿态。你的经历像是一种漂泊，而现代社会也加剧了人的“直觉的漂泊感”，你觉得你是在享受这种漂泊感吗？
刘：是的，这种享受其实是我从初中就开始了。我人生中最得意的地方是：我一直都在享受这种漂泊的感觉，虽然以前很艰难，但自由自在。重要的是遥控器一直在我自己手中。当然生命中有许多重要的朋友成全了我的逍遥。如曹兴斌、王永辉、于红、陈波等，还有许多。

崔：漂泊中总有厌倦和新鲜，它们总是不断的循环，乡愁和出走都是双向的，人总是在路上。就像艺术一样，某种固定的方式成为规则，就会觉得厌倦，需要去追求新鲜的东西，但它总是不停歇的，很难达到。你觉得这样的过程对你的作品有影响吗？
刘：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其实验证了一个东西，这跟生命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对于我们一个个体生命来言，如果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尽可能去欣赏一些自己没有见过的景观，见过的风景，我觉得这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对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这样，我不会给自己策略性的设定一个主题或者是设定我们认为已经成立的，或者别人认为已经认可的既定的一种模式。我觉得艺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生产过程，它是一个呈现心灵自由的物质再现。所以说如果你真正遵从你的内心，遵从自己的生命感悟，这种变化不是说我要变化，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不需要过多思考，也不需要策略性的这种推断。

崔：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生活改变艺术。
刘：对的，生活决定了艺术的不断变迁。但艺术不能像生活，而应该使生活像艺术。

崔：在生活当中肯定是有变化的，人的生命意识也在变化，作品肯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刘：对。如果固定那可能是虚伪的。

李：那么作为艺术家，你个人以及自己的作品与潮流艺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刘：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体的真实呈现。个人具备什么品质与品格，在作品中自然就会呈现，但必须以真诚作为前提。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艺术家个体的心性、心智就决定了一切，而作品只是这些品质的物质再现而已。它与潮流的关系来自于对潮流的认知及对潮流价值、时机、性质的判断，是靠近、追逐，还是拒绝，这一切都是由个人心智来决定的。我对潮流一直保持着警醒的态度，不仅仅是绘画上，在其它事情上也是如此。因为潮流很可能是公众智慧的结果，我一再强调，拒绝公众的智慧及其标准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心智的最起码的前提。

李：你认为你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刘：对我而言，这一问题有点太大了。准确的说，我只是一个刚刚进入不久的参与者。我接触当代艺术的时间非常短，真正接触所谓的当代艺术其实是2005年，从参加殷双喜先生策划的“无尽江山”开始，那个时候算是真正的第一次全面的和当代艺术进行接触。我当时并不太清楚这里面的标准，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所有的这些都跟我无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谈到一种借鉴，所谓的一种影响。但是对一个搞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所有的借鉴，或者说别人的成功都跟你自身无关。因为艺术的突破、艺术的呈现是个体的差异性和偶发性的突破及呈现。此外，当代艺术或当下的艺术创作现状是多层面的、多体系的，对我而言，拒绝西方的价值标准，确立传统美学的当代表达是我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关系层面来说，我希望个体是独立的、自主的，艺术的冲破是个体的，与群体无关。另外，“中国当代艺术”一说，我不知该从哪个具体的点来进入，也不知它究竟是指什么，或许称为“现在的艺术创作现状”更明了一些。

崔：你对理论书籍有没有偏好，或者说在当时有没有受过某些理论的影响？
刘：在当时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指导，我的绘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高度感悟后的直觉呈现。我想强调这一点，其实直觉是检验真理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特别是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讲，当你自己的直觉主导你的时候，你离艺术已经不远了。

崔：知识的推动，并不只是理论的推导。很多时候是一些超越已知和经验之上的偶然和瞬间，或者说一种自发的东西推动了知识的衍变。就像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样，这也是和你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
刘：对，我一直认为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有心智的人，拒绝大众或者公共认定的所谓的道理或者标准，这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拒绝公众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漠视他人的经验是遵循自觉，遵循内心的一个证明，但同时也要接受好的批评，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能否真诚的表达自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旦你设定了一个东西，你策略性的在推断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变的虚伪了。

崔：在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总会涉及到一些文学和哲学命题，艺术也一样，你如何看待艺术和文学、哲学之间的关系。
刘：从我自身的创作来讲，我是避开这两个范畴的。文学和哲学如果需要绘画来承载的话，那么文学和哲学还需要独立存在吗？哲学的起点是怀疑，文学的起点是思想，而艺术显然不是这样。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在一种诗性化和神秘倾向的状态下出现的。而我认为传统美学，在神秘性和诗性的呈现方面是尤为重要的。我不会去做一个插图艺术家。绘画承载不了太多的东西，绘画有它自身的使命和价值标准。

崔：艺术需要跨学科的交叉视野，但它仍需要独立性和自主性。我看到，你很喜欢古典音乐，你觉得古典音乐对你的绘画有影响吗？
刘：肯定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古典音乐提供给我一种对品质的追求，使我对节奏、律动保持敏感。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这种每天的音乐洗礼甚至于像一种必不可少的朝拜。古典音乐可能会让人觉得与当下的艺术创作存在审美差异的问题，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也没有感觉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对抗。艺术最重要的是直入心灵，要有灵魂穿透的神性，显然两者都具备这种力量，从古典音乐中我认识到了艺术是什么。

崔：音乐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它是一种共同的财富。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
刘：这不太好说，太多了。巴赫与肖斯塔科维奇是我不能忘怀的。每天进画室，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是最先聆听的，它是在理性中呈现高贵的情感，在貌似单一的复调中暗含着永恒、宏大、深邃及不可抗拒的神性。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具有现代性，在许多不和协的无调性的乐章里，荡漾着激情，在沉思冥想的曲调中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富于哲理，充满抗争和不屈。对了，还有贝多芬晚年的几首弦乐四重奏曲，那已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贝多芬了。每当第131号的那首弦乐四重奏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我总能想到玛格丽特·杜拉斯所写的小说《情人》里的第一句话“我已经老了”。整首曲子让我提前感悟到不屈的生命中所散发出的无法言语的意味。

崔：谈到“永恒和深邃”，你觉得人生不断的追逐内心和自由，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刘：这种结果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对我来说所谓的结果，就是在整个的生命过程中间，你是否真实地呈现了你自己，或者说你是否在一个自主的状态下面，完成你的生命旅程。至于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它只是生命中间的一个环节不是全部。包括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所处的现实，这种姿态其实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尊重了你自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问题是你是否曾经拥有。我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但我快乐自由自主地生活。

崔：艺术是人生的一场意外，而这场意外同样可以触动人生。
刘：因为意外，所以才能带来惊喜。艺术是我们摆脱平庸生活的一个选择，也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当我们面对平庸的时候，解救它的只有艺术。艺术超越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