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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与独语——刘国夫访谈
作者:崔灿灿、李国华    来源:《艺术时代》    日期:2011-05-28

艺术与个体生命体验

李:你如何看待个人化的内省在当下的意义?
刘:个人化的内省就是整个社会群体之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所组成的,个体的内省往往也暗示了群体中某个层面的集体思维与价值观。我相信我们对现在所面临的鲜活的现实都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认知,在我的作品中,呈现的悲观、拒绝、同情⋯⋯证明了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个体最真实的表达,这种内省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意味的。逃避也是一种明确的向上姿态,对不认可的事物表明拒绝,这本身就已说明问题。当集体都在拒绝我们不认可的事物时,结果是非常明了的。

崔:无论艺术如何面对个体的生命体验,都很难逃脱公共社会带给它的影响,你觉得你的作品在公共社会中的问题针对性在哪里?
刘:中国社会这30年巨大的变化,带来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虚伪和虚假,平庸和无聊。对一个有判断力和独立意识的人来说,他不愿接受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种社会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可能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你身处当下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肯定是有所思考的,或者是有所表示。我个人认为:一个画画的,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即便你再微弱,或者说你再无能为力,你总是要表明态度,发出声音的。我通过我的“绘画声音”所表示出来疏离的、拒绝的,甚至是哀怨的精神气氛,恰恰表明了我作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呈现的一种姿态。这种拒绝、同情,它也是一种关怀,它同样具有力量。我前面也谈到我们在表示一种态度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口号,不一定要用革命性的方式。你的拒绝本身,或者你的逃离本身也是一种姿态,至少逃离表明我不参与,我不认同。当你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可能以一种躲避的态度,一种虚无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这点来讲,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对当代社会的批判,观念是隐含在画面之中的。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交谈中,对我作品的内涵及所谓观念性的陈述只是我创作作品时所想呈现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是以隐蔽的方式来表达的。更多的创作冲动来自对作品本身视觉的美学表达。创作一幅作品最想呈现的是如何将自己所描绘的物象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再现美学与精神的享受。不管作品所表现的是何种情绪,最终应该呈现给观看者精神的愉悦与升华,在艺术作品中,情绪只是创作作品的一个出发点,重要的是能否提供一种超越平庸的艺术再现。你可以画一个不洁净的物体或场景,但最终呈现的应当是优雅的、悦目的,带来美好情感及有想象的画面,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过多的强调理念与观念,会使我们误入一个与艺术本身无关的状态中。

崔:这更像是“非暴力式”的抵抗运动。它总和你的成长经历、人生体验相关,或者说分歧来源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你怎么看待作品中的体验问题?
刘:所谓的这种体验,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姿态,有什么样的责任。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难就难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作品是对状态和体验的再创造,生存体验中的情感需要相应的、吻合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确定了一个理想或者观念或是一种心理状态,如何用最好的形式表达,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对我而言最终要做到的是,如何能够在一个司空见惯的图像上面,以最简单的方式传达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始终来自于你的生命体验。

绘画中的观念与形式

崔:观念与形式之间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匹配值。悲情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它是完美想象的破灭,但在消极背后需要一种向上的牵引力,这样才会形成一种消极的积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悲情也好,欢乐也好,这本身不应该是艺术需要最终再现的,如果这样的话,艺术又将变成事物及情感的图解,这不是绘画的职责。如果在我的作品中能让观者感受到精神愉悦、陌生、惊喜,那才是有价值的,对于平庸世俗的平凡生活而言,它就具有了一种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艺术本身。卓别林的不凡之处在于以孤独与凄凉为出发点,最终呈现的却是欢乐与爱。

李:你认为绘画性重要吗?
刘:当然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绘画有其自身的属性,就如同旋律之于音乐一样,没有旋律的音乐不知还应不应该称其为音乐,或者能否存在。绘画是视觉艺术,绘画性是架上绘画整个环节里最为重要的因素,它包括色形、结构、形态、氛围、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自己所独有的语言气质与材质所呈现出的特性。如果不重视这些,影像、摄影等都可以取而代之。绘画有它自律的东西。我们需要明白,圆珠笔和钢笔永远都是不一样,虽然都可以写字,但它们有不同的属性,不同的结果。所以说这种个体的属性特别要重视,今天我们有些人放弃对绘画本体的追求,我认为,第一,是能力的问题;第二,还是认知的问题;第三,是迷失的问题。同时也是缺乏对质的追求的一种证明。在我看来,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就如同我们不会去讨论美味对于食物是否具有重要性一样。

崔:观念的革新必然带来语言的实验,绘画语言也随之不断的变迁。媒介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工具,它背后拥有独立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属性。你为什么选择“表现“或是“书写”这样一种绘制方式?
刘:早期西藏题材的作品和我现在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是在一个相对控制、讲究制作的状态下完成作品的。那么,为什么会转变到你刚才说的表现的,或者书写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种表现、书写的方式对于表达情感或者表达情感的某一刹那来说最为恰当,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观者能从你的笔触中,从你画笔的轻重缓急中,很明显看出你的情绪,这也是我在转变中选择其为绘画语言的一个根本原因。先前的准确描述是在一种静态下进行的,而真正的准确应当是在动态中完成,对于情感的表达才是更真实、更准确的。

崔:“表现”和“书写性”的语言更适合把情感的起伏波动恰当地表达出来。   
刘:就像心电图。

崔:感觉是很难控制的,它有自己所从属的独立的情感范畴,它也是有相对的克制关系的。感觉不可能无限泛滥,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克制关系?
刘:你讲的是很重要的东西,你所表现的东西表达过度后,可能就会掩盖了其他的元素。当一个东西过于强大和过于高亢的时候,其它的东西是难以呈现的。我们在选择一个表达方式的时候,也要顾及表达方式后面,你最终所需要的那个内核,也就是我们的精神需求。更不能因表现、抽象过度而使作品丧失了想象及我们最终所要表达的具体的那个核心。所以,这种克制用语言无法来解读,也无法在语言层面上来呈现,东方艺术伟大之处在于欲言又止,欲辩而忘言。克制对一个好的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尽可能地以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朴素的方式来传达复杂的情感。

崔:直觉和感觉是很难有固定逻辑的,它是非实证的,也很难用语言去表述清楚。
刘:是的,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无法言说,如果方向和结果已经明确,如何能够产生奇异、陌生、意外 ?

关键字:刘国夫,访谈,浮世,独语,艺术,观念,形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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