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10月9日 早上9:30
地点：White-box Cafe
与会人员：陈劭雄、洪浩、刘鼎、曲科杰、李振华、孙冬冬、苏伟、吴小军

陈劭雄：今天的讨论会我们也请了洪浩，因为洪浩和“政纯办”合作了好几年；刘鼎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和苏伟、卢迎华所做的“小运动”；我的合作经验是从05年开始和小泽刚（Tsuyoshi Ozawa）所做的《广东东京》；07年至今和小泽刚、金鸿锡（Gimhongsok）一起做的“西京”项目；今年以来，我和刘鼎也开始合作了。这些合作的经验是可以讨论和分享的，每一个合作应该有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诉求。今天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

洪浩：我最早的合作是和颜磊，我们的合作此前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首先，我们俩是比较紧密的朋友，友情占了很大的成分；其次，我们在各自艺术的实践上也有很多共识。比如，对艺术体制里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等方向上都是有交叉点的，这是一个建立在某种认同基础上的合作。1997年的《邀请信》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它是在一次晚饭上我俩在交流讨论中蹦出的火花。这次合作实际上有着必然性，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因为它是两个人之间讨论出来的共同结论，合作肯定是唯一的选择。但我们的合作又不是一种固定下来的长线模式，它是需要某种时机。比如，第二个合作就是九年以后的2006年，那是为顶层空间的系列项目“一件作品” 所做的作品《泰康计划》。 第三次合作是2009年，我们当时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气泡》，陈劭雄也有参与，在年末我们做了一个和杂志同名的展览，也叫《气泡》。其实，这个展览在结构和概念上与办杂志的方略一致：在系统里搭建一种民主的、与公众自由展示相交的空间平台。实际上，这几次合作作品的内容都是涉及到与艺术体制有关的问题，它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艺术实践。所以，我觉得跟颜磊的合作，更多的是基于我们平时的交往中、以及在各自的工作中、在认识的交汇点上寻求的一种共识。这跟后来与政纯办小组成员的合作，在性质和形态上都完全不一样。政纯办的成员是由五个人组成的，它在开始时也是基于一种对合作的愿望，但是五个人的工作方式和艺术实践的方向上都相差较大，冷林还是有着策展人与画廊家的身份。所以大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集体的关系，通过集体的活动、讨论，最后以一种集体创作的方式来做出作品。2005年第一个展览《只有一面墙》就是我们历经大量的集体生活与讨论后的结果。因此，政纯办应该说它是一个集体性质的存在方式，大家通过对“在一起”的感受、体验，将集体本身作为一个概念进行探讨，比如，在集体中我与我们的关系，五个不同的我融合成的我们，是否是一个超越了个人的“新我”等。《政先生》就是对这个探讨的阐述，我们提取了各自五官的部分结合成了一位新人——政先生，像一个混血儿，有五个人的特征又不同于某一个人。另外，在我们的很多作品里会出现与五有关的东西，比如：五条皮带、五把椅子，还有蓝色，它是我们五人认同的一个颜色，是跟第一个展览作品有关系的颜色，我们叫它“政纯蓝”。目前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吧。其实，“合作”本身带有很强是社会政治属性。比方说国共合作可能就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关于合作的词，它是具有政治目的一种联合；另外，社会生态中的各势力集团间为了一种利益、一种垄断而进行的强强联手，也是一种合作；还有就是有组织的，分工明确、集思广益的智囊团队等。艺术家的合作与这些社会政治的合作是怎样的关系？

陈劭雄：每一种合作都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个体的创作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刘鼎的“小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鼎：“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实际上算是一个研究性的策展项目。这个策展项目由不同的人来参与的研究计划。 他是一个讨论在艺术系统中，各个环节如何自我工作的展览计划。这个展览计划有三个独立的人作为策展人来负责。

苏伟：“政纯办”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身份感被去掉了。四个艺术家和一个策展人，策展人的身份感被去掉了，几个人都是实践者。

刘鼎：在“小运动”的策展工作中还是比较注重个体身份感呈现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项目，每个人的分工，去做什么这一点还是非常强调的，每一个个人的平等性、独立性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更像一个办公室，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面做些事情，我们之间的工作方式、特点都不一样，相互之间的工作也是互不干预的，最后开会会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但署名权还是属于个人，不属于一个集体。在我们的工作中恰恰要求的就是这一点，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面貌 。很多人误解小运动是一个什么“运动”？是一个事件？还是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研究性的展览项目。只不过这个展览不仅呈现了一个展览，也呈现了一系列的研究的过程，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圆桌讨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些讨论涉及到很多人的参与。

洪浩：是一个正常的合作。

刘鼎：是非常正常，没有特殊性的。只是像一个机构一样的工作方式 。我和陈劭雄的合作我们有个名字叫《没有空间的计划》，我们到现在做了五次项目。每一次的署名都是两个人的名字在一起。当然，我们在过程中也是比较尊重彼此的个人性的。最后的呈现我们会在某种层面上为了一致性，不会迁就于每一个个人，因为某一个个体来突出谁呈现的，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合作也像颜磊和洪浩的合作一样是基于共同的对于艺术体制，行业体制，美术史的兴趣来展开工作和讨论。这也只是我们各自工作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全部。这种合作也是比较松散、灵活的工作方式，也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的限制。基于某些事物的讨论，比较游击的工作方式。

洪浩：是建立在共同基础上的合作。

刘鼎：有一些共同对这个行业的机制、艺术史的思考。

洪浩：和你们各自己的作品还是有关系。

刘鼎：有关系，但也有不同。在平时我的作品大多是和艺术体制或艺术行业有关系。我通过策展、一些写作和其他方式来讨论和思考艺术行业的机制。我认为两个人合作可以有一些借口，有比较放松的氛围。有些我不想说的可以放在这种合作里讨论，可能陈劭雄在他创作里，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放在合作里面一起讨论。

陈劭雄：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合作。记得在我们“西京人”这个项目开始时，国内艺术圈有些人看到我和小泽刚、金泓锡的合作，便问我：“你们的合作里谁是领导？”、“你应该去影响别人！”等等。我的回答是：“那样就不叫合作了，那种合作完全没有意义”。我认为合作应该是让每个个体更清楚自己的所为，而绝对不是在合作之后个体消失在所谓的群体的统一话语里。 我这个感触特别深，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合作，诸如“没顶”、“阳江组” 此类的例子，说起“没顶”大家只想到徐震，提到“阳江组”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郑国谷，我不认同这种合作。我不愿意有个代言人、有个领导的合作，那是比较传统的群体工作模式。 我认为有意义的合作应该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平等和保留必要的距离，让个体的创作、工作、思考更有空间感，当又回到个体的创作时，想法也更加明确，合作也是个体重新思考问题的开始。在商业化、市场化的艺术机制里，大家总是对艺术家的创作存在预设：创作方式、符号和标识性、产品和延续性，观众期望看到他们所想看到的东西。作品被反复阐释之后大家才去关注它，人们没有习惯直接去观看、感受和判断作品，公众与作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这是艺术界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在我看来，合作可以把这样的问题暂时搁置一边，观看是去除经验和注解的。合作，就是要和个人化的创作、经验和预设的观看、惯性思维、消费和权力形成一个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