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民:你跟颜磊的合作呢?
洪浩:我觉得在一起中的相互激发是令人最兴奋的事情,它可以将你封存的一面激活。一起的思考可能比一个人的更广阔,有时强度也会大些。对我来说在品味和视野上的影响要更多一些。你(陈劭雄)一开始的大尾象是不是一种合作?
陈劭雄:那是团体,那不叫合作,和这个问题不一样。我觉得合作还是会影响到以后个人的创作,我跟日韩这两位艺术家合作,切身体会到他们的工作方式,例如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笔记本。了解一些其他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对你也是镜子,现在我在考虑自己作品的时候也越来越依赖一个笔记本了,虽然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好事还是坏事。以前我的创作很少写方案,偶尔写写也大多是策展人逼的,其实那时候觉得自己考虑清楚就行。把每个细节都标出来,这是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虽然细得我难以忍受,但这么多年下来已不知不觉受了影响。有时我把想法告诉小泽刚,他的第一反映总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回答也总是:“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吗?”他又会继续追问:“解释一下好在何处?”这是日本人的方式,有点吹毛求疵,但是以后实施起来会比较顺利。现在我做自己的方案时也爱这么追问自己。
我们的合作很严格,自然就很累。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个支持这些想法的依据都要罗列清晰,每个产生出来的概念都要经得起拷问和经得起过滤才会被采纳。
孙冬冬:那政纯办的合作之间有不断的反问吗?
洪浩:更多的是在一起讨论,在讨论中不断进行校准。
刘鼎:他们应该像一个工作坊一样。
李振华:有一个问题,你刚才在说你和小泽刚的工作方式,那么你觉得你和刘鼎的工作方式好在哪里?
陈劭雄:太好了!(笑)
刘鼎:说清楚。
陈劭雄:刘鼎和我不是一代人,我们的成长和教育背景都很不一样。刘鼎的工作方式既有他那一代人的特点也有刘鼎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刘鼎式的。刘鼎经常会提出一些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而我的反应是: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好在哪里?用质问和挑剔的方式来考量它,最终证明不了它是不好的,也就反证了它已经是最好的,这个有趣的判断逻辑是我和刘鼎的合作里所特有的。有时候合作也需要被动,如果合作永远是主动的话,那就要回到我刚才问洪浩的问题:你们五个人如何达成共识的?最后是谁拍桌子把事情定下来的?有吗?还是没有?(笑)以什么样的途径达成意见的统一永远是一个颇具意味的问题!
洪浩:大家都是以集体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政纯办”的方式看问题,五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有了默契,成为“政先生”的思考方法,大家就是“我”,我就是大家。很自然就不存在妥协和保留意见。最后的决定应该是“政先生”做出的。
陈劭雄:与刘鼎提出合作是我的主动,但在具体的想法上他比我更为主动些。在西京人的合作中我比小泽刚主动,而金泓锡是个搅局的。实际上合作带有多种性格,很多东西是个人创作中从未出现也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它才生产出意想不到的作品,以及产生出创造这些作品的更多样性方式。
苏伟:那你觉得合作后出来的作品是做减法的结果吗?
陈劭雄:我个人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做减法的,经常是一个想法出来隔了一个月后又否定它。我的创作方式是这样,各种合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晚上可能会聊出三个想法,第二天可能一个都拿不下来,还得重聊。制定方案和最后能实现作品的比例能够三比一就不错了。跟拍纪录片相似,很多镜头都是最后被剪辑掉了。
刘鼎:我的创作里面,当然减法肯定会做,这是一个工作的常态。你有一个想法,肯定某一点是触动你的,但是我更希望是搞清楚,继续怎么做,让事情变得有深度。就比如说这个展览其实也是一个想法,但是中途几次觉得这个想法可以不要做了。我必须强迫自己要做出来的原因是,我觉得除了你的感受以外深度很重要,深度需要反复理解和搞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强迫性的锻炼,必须要搞清楚从开始到结束到底走多远,而不是差不多。
曲科杰:你刚才形容的词“锻炼”或“训练",这个对作品会有什么影响?
刘鼎:当然有影响。很多艺术家都有好的想法,很多作家也有好的想法。其实从一个想法到非常具体的理解一个事情是有距离的。我们周围很多创作也是,很多艺术家的想法是很好很有意思,但他的创作就是停留在感觉有意思,不是真的有意思,自己都不能说清楚怎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往里推进的,而不是停留在感觉上。我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希望在合作里能有所体现。陈劭雄老说我提出不可思议的想法,的确是这样,我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对我来说如果要呈现的话,必须除了感觉有意思外还需要有更多其他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现状,除了和知识结构有关系,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也是一个问题。除了大家看一眼觉得感觉有意思外,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感觉有意思的层面。这不仅仅叫作品了,如果是作品要有强度,持之以恒的强度,不是一次的强度。
李振华:我感觉你们的合作,还不能说是作品。它不像政纯办的那么具有完整性(作品形态)。我看这个展览更像陈劭雄刚才说的文本(状态),它不是那么明确(的作品)。
刘鼎:但我也承认这是作品。因为我的创作也是这样的。
孙冬冬:这件作品在里面待一会儿,出来我觉得效果更好,比在展厅里感觉更舒服一些。出来之后看到的都是粉红的,一种色情的意味。
陈劭雄:就是说:你进入了一个不是作品的地方,出来后发现外面(整个世界)全是作品。这个感觉挺棒的!
苏伟:意在画外。
曲科杰:我想接着刘鼎刚才的话说,按照你所讲的方式进行下去,从技术层面来讲,合作的作品比个人做的作品会更好吗?
刘鼎:对于作品的要求来说是没有差异的。
曲科杰:毕竟由两个人共同完成,会更有深度吗?
刘鼎:那也未必,因为理解力到不了,是不一定会有深度。还是在于两个人的理解力的问题,一个人的理解力达不到也没有用。两个人的理解力也得达到,所以不会有更好或更差的情况,它就是一个作品。
陈劭雄:我觉得不能用更好和更差去比较,合作就是合作。刚才谈到结婚生孩子的问题,能说结婚比单身更好?或单身比结婚更好?这是探讨不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我的经验跟刘鼎不一样,刘鼎是要探讨一个深度(是否合乎逻辑),而我的创作经验是经常有一些想法放着忘不掉,我就认为它必需做出来。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检测自己的构思,是用时间、经验、不断的回放和再思考来重审自己的想法,再做出构思的筛选。和刘鼎的合作也是这样,隔了一两天还觉得这个想法靠谱,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说我们做吧,最后选择一个共识把它实施出来。这跟个人的创作是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独立写的文章和与他人做的对谈,哪个更好哪个不好?无法比较,因为这是不同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