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筐画家”

问： 到了法国后，你在那边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吴冠中： 开始很兴奋，三年学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改变了我所有学习的方法、观点。但是中国在当时非常受歧视，尤其是法国把我们看成是越南人，所以感觉也不是久留之地。当然，要画画其实也可以，但是感情上很落寞。我画什么呢？生活与中国的不一样，历史、感情等方面不一样，我没办法在那边工作下去了，作为一个真正有感情的画家是没有办法的。

我读到法文原版的凡·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如果要生长，必须埋到土地里去。我告诉你，将你种到德朗特的土地里去，你将于此发芽，别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枯萎了。”我觉得这讲的就是我。

问： 你在巴黎认识了苏弗尔皮教授，他对你的冲击是不是非常大？

吴冠中： 他的几个观点使我很惊讶，他说：艺术有两条路，小路艺术，使眼睛舒服的，大路艺术是感动心灵的，不仅好看，而且震撼心魂。他特别讲感情、感受，认为没有感受的话，不是艺术。一次画人体，一个法国女模特坐在那里，苏弗尔皮老师就问，你们看是什么感觉？大家说，不知道，裸体而已。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这给我非常大的刺激，像这样启发性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他说，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没办法教，我不能教你了。他说你在这里不如回去，从艺术上讲，你回去是可以的，从你们的根上，重新发出新根来。

问： 你从法国带回来的一些观点，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

吴冠中：  当时是毒草。那时候很痛苦。生活也很困难，孩子多，生活条件非常差，我爱人原来是小学教师，每天挤公交车去上课，晚上带回来很多作业本批改。我晚上忙着构思画画，但创造出来的作品都不能用。

问：你很快离开中央美院，去了清华建筑系，情况是否有一些改观？

吴冠中： 大有改观。中央美院不要我，与我格格不入。但在清华大学讲建筑、讲结构、讲审美，从老师到同学都非常接受，我也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因此远离了美术学院这个漩涡。如果我不离开，可能就沉在里面爬不出来了。

问： 你的创作题材也从人物画转到了风景画？

吴冠中： 一方面是人物画这条路很难走，我想的和当时要求的距离太远太远了，当时要红光亮这些东西，我绝对画不下去，我要画悲惨的、我要画悲壮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协调。另一方面，到清华以后，建筑要求的正是这些风景，正式的教学我就画水彩画风景和油画风景。

问：后来你们和袁运甫先生一块下放到石家庄李村，还得了一个“粪筐画家”的美名。

吴冠中： 开始什么都不带，也不能画画，每天走很远的路去种地，我有痔疮，身体也不好。过了两年多，政策宽松一点，有假期，星期天可以画一些画，没有画架，就把河北农村的粪筐架子拿来做画架，因此被大家开玩笑说是粪筐画家了。

问： 你曾说自己是麦子，必须种到麦田里，农村这段经历在你的艺术实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吴冠中： 太重要了。我的幸运与不幸都是搅在一起的，那样的变化，在几种压力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很艰难，创造自己的东西就更困难了。

我回国和我老伴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她，我也许还要彷徨、还要观望。老伴后来问：“我是害了你还是救了你？”我觉得还是救了我，如果我不回来，我的艺术走不出这个道路来。我后来第二次去巴黎，熊秉明（注：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数学家熊庆来之子）说，如果我还在巴黎，走的路肯定也还是照他们今天走的路，他说你后悔吗？后来我一看巴黎的情况，基本上变化不大，我觉得不后悔。

问： 当时你在农村，好像也有很多艺术感悟，包括你说的“文盲不等于美盲”。

吴冠中： 那时我画了画回来，就贴到老乡家的床前，老人、大娘、大嫂都来看。我以前瞧不起老乡，后来很重视他们的批评。

比方说我画庄稼，基本手法是写实，也有写意，用现实的面貌来表现抽象的感觉。这个能搞好很困难，一般人看不出是好是坏，反正都是像的。当我画得不好，拿回来给他们一看，他们说这个高粱很像；有一次我画得满意了，感觉有节奏、有韵律、有抽象，虽然面貌还是像，可他们一看，哎呀，这个很美呀！马上反应就不同了。他们不能辨别好坏，但是能感觉到美。所以，我觉得很多文盲不是美盲，但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不是文盲是美盲，今天还是如此。

问： 粉碎“四人帮”后，你的首次个人画展在工艺美院举行，你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

吴冠中： 就是在工艺美院一个教室办的内部展览，都是在李村画的。但那是一个机会，同时还有一个“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当时很多人还没见过法国呢，全国的画家冒着雪来看这个展览，有的就顺便来工艺美院看我的展览，一看我的画，更亲近，更确切。华君武当时看了以后，私下拍着我的肩膀说，比法国的好。第一次办展览印象很深，和法国对抗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