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风暴乍起的1966年，中国美术界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冲击。1966年7月1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3版的《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批判美术界的文章。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黑画家”——黄胄

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一文。黄胄成了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

黄胄这一年41岁，在军队系统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他擅长人物画和动物，尤以画驴而著称，在画界一直有“驴贩子”之戏称。

黄胄在美术界率先被批，主要因为他与邓拓关系密切。50年代后期，邓拓因屡次受到最高领袖批评，遂从《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调至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之一，负责文教方面的领导工作。60年代初以来，邓拓在撰写说古论今的《燕山夜话》杂文之余，与书画家开始频繁往来。“文革”初起之时，邓拓及“三家村”首当其冲，猛烈讨伐铺天盖地。在此情形下，黄胄自然成了军队文化界众矢之的。

读黄胄之妻郑闻慧回忆录《炎黄痴子》，可以感受到黄胄夫妇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的艰难处境：

到了1966年的5月份，气氛更不对了。报上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邓拓也可能由于文章不够严肃吧!而且要黄胄交待和邓拓的关系，我就更不理解了。黄胄断断续续地说出他和邓拓什么时候到琉璃厂，买过什么字画，看过什么字画，到过什么地方，并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交上去。可别人说他不老实，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搞成一本烂豆腐账，还说他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创作组经常来家训斥他。这时我们家笼罩着一片阴影，黄胄满脸愁容，一点笑意都没有。

到了6月份，情况就更加不妙了，邓拓上升为敌我矛盾，院子里开始贴了黄胄的大字报，说他和邓拓是一丘之貉，要他交待，而且天天要他去开会。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烟，叫门他只哼一声，他谁也不见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78-79页)

郑闻慧回忆，《解放军报》发表批判文章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了文章内容。她这样写当天的细节：

7月28日，院子里高音喇叭播送当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突然广播出“打倒三家村的反革命黑驴贩子黄胄”。我听到后，吓得两腿不由自主地发抖。可我只是害怕，还自己安慰自已，黄胄是个小人物，不可能在中央的电台上广播，这不是真的。所以我特别想看看报纸上登的黄胄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我向别人借报纸，别人说我是装蒜。后来有人问我：你听了广播有什么感想?我说嗡嗡的听不清，我很想看看到底黄胄的罪行是什么。他们请示了组织，给我找了一份7月28日的《解放军报》，并说快看，最多不能超过半小时。我接过报纸一看，天哪!真了不得，通版黑体字的大字标题是：《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我一面看一面手脚打哆嗦，看着看着一下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擦了一遍又一遍，愈看愈糊涂。直到收报纸的人来催我，头脑才清醒了一点儿。

《解放军报》的批判长文约八千字，占了一个整版。作者署名“韩卫东”，估计是笔名，取“捍卫毛泽东思想”之义。“编者按”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露了邓拓反革命黑帮，也揪出了他们的走狗黄胄，清除了‘三家村’藏在我军美术工作队伍里的一条毒虫。”火药味之强烈，言辞之犀利，如今读来恍若隔世。

一个多月后的9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报刊批判摘编”中，摘发了《解放军报》的这篇批判长文，摘编文字与原作相比做了多处修改。兹转引《人民日报》刊发的部分文字如下：

黄胄画得最多的是“毛驴”和“少女”。他企图用那些游手好闲、飞眼吊膀的丑恶形象，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勤劳勇敢、朴实健康的各族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用那些歌舞、绣花、梳洗、喂奶等个人身边琐事，来排斥我们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用剥削阶级色情、颓废、甚至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来对抗无产阶级崇高、豪迈、意气风发的革命感情。这个“文化奸商”对革命工作毫无感情，对他的主子邓拓却拼命巴结，曲意奉承。这个“驴贩子”的毛驴，不为革命驮公粮，只为反革命运黑货。

一个画家，即便性情爽朗豁达如黄胄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忽然间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这不会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自黄胄被点名批判之日起，“黑画家”这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称谓，开始广为人知，并将陆续戴在更多艺术家的头上。